本文是一篇护理毕业论文，笔者认为医务工作者在通过优化院内健康指导和教育方案，针对早产儿及其母亲开展多学科、全方位随访评估的基础上，还应注重早产儿家庭其他照护者在早产儿院外发育的重要作用，为母亲提供社会与家庭的多方面支持，以提高母亲在照护过程中的育儿体验和应对能力，降低早产儿再入院率。
第一部分前言
1.1研究背景
早产儿（Premature Infants）即“未成熟儿”，我国对早产儿的定义是指胎龄在37足周（259天）以前出生的活产新生儿。根据世卫组织（WHO）所公布的数据表明，全球早产儿发生率为10%，每年新增1500万，其中有35%的患儿因各种病因或合并症状而夭折，早产由此已经成为困扰各国的全球性问题[1]。我国作为人口第一大国，国内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进程迅速是当前面临的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对城市建设、经济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转型和升级都产生消极影响[2]。为缓解严峻的人口形势，自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单独二孩”政策到2016年的“全面二胎”，再到2021年进一步开放三胎，我国正不断放宽生育政策以刺激生育率的提升[3,4]。但随着二孩、三孩政策的出台，导致发生早产的高危因素在不断增加，早产儿发生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5,6]。2014年的一项国际研究显示，我国早产儿的发病率约为6.9%，数量高居全球第2位[7]；国内学者的最新数据也指出，我国每年有近150万名早产儿出生，总发生率由5.32%上升到9.9%，早产儿的出生数量和发生率均处于全球较高水平[8]。早产儿问题的突出，致使有关早产儿的救治、护理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各国产科、新生儿科的技术和理念得到飞速发展。
由于过早脱离母体，早产儿的呼吸、消化、免疫等系统发育均不成熟，无法自主的适应外界环境，极易发生严重的并发症状并威胁生命。早产已然成为我国婴儿死亡的首要病因[9]。随着近些年围生期管理技术及NICU（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监护水平的提高，高端产科病房的建立及各医院新生儿科早期发展干预项目的开展，使得院内早产儿的生存得到了保障[10]。有研究表明，医疗水平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化NICU的建设使早产儿的死亡率明显下降，1990年—2011年我国新生儿死亡率降低了62%，国内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早产儿存活率可达到95.7%[11，12]。但存活的早产儿相较于足月新生儿，其再入院率和功能障碍发生率较高。
1.2主要概念
1.2.1应对能力（Coping Ability）
（1）理论性定义：应对能力来源于“应对”一词，应对是个体处理特定的内外部需求时的持续认知变化和行为适应，而这些需求超出了自己的资源范围[27]。这一动态过程通过一系列有意的认知和行为，减少并控制负性事件的发生。而应对能力是一种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力，能够使个体在付出最小代价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强调了个体在应对过程中感知、认识、情感和行为的适应性[28]。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应对能力是个体为减轻不利影响而不断改变自身认知和行为的能力，体现了个体对压力源的认知评估能力以及应对威胁的技巧[29]。
（2）操作性定义：本研究结合应对、应对能力的概念，以及早产儿父母院外的照护状况对早产儿母亲的应对能力进行了定义，即早产儿母亲在育儿过程中调节、适应、解决问题和面对挑战的能力，包括照护能力、心理应对能力、学习能力、自我调适能力、寻求支持能力等，是早产儿母亲照护能力的综合体现。本研究采用《早产儿出院后父母应对能力问卷》[30]（Discharged Premature Infants'parents Coping Ability Questionnaire）对早产儿母亲过渡阶段的居家照护应对能力进行调查。
第二部分研究设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2.1.1资料来源
选取2020年9月至2021年11月于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NICU住院治疗且按时随访，符合纳排标准的早产儿的母亲作为研究对象。
2.1.2纳入标准
（1）胎龄＜37周，出生体重＜2500g且出生后在NICU治疗的早产儿的母亲；
（2）早产儿母亲意识、认知清楚，具备基本的读写和沟通能力；
（3）在家庭环境照护出院后早产儿≤30天；
（4）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本次研究。
2.1.3排除标准
（1）患有重大疾病（如恶性高血压、恶性肿瘤等）或视听障碍的早产儿母亲；
（2）照护过程中早产儿死亡，或合并其他疾病、再次入院的早产儿母亲；
2.2研究方法
2.2.1样本量计算
量性研究样本量根据统计学教材《医学统计学》[75]（孙振球教授2010年版），影响因素调查分析，研究样本量应为自变量的5—10倍。此次调查中选用量表所包含的变量数分别为：一般资料调查表10项，社会支持评定量表3项，疾病不确定感父母量表4项，中文版育儿胜任量表2项，早产儿出院后父母应对能力问卷8项，以上统计分析变量共27项。考虑无效问卷及误差，增加10%的样本量，因此本研究所需样本量范围：N=［27×（5—10）］×［1+10%］=（135—270）×1.1=149—297人。参考国内对早产儿父母的量性研究，并结合考虑本研究可完成情况，最终拟定发放问卷250份。
2.2.2研究指标及测量工具
（1）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人员根据研究目的查阅相关文献，自行设计编成，主要包括两部分：①早产儿一般资料调查表：包含早产儿出生时胎龄、出生体重、性别；②早产儿母亲一般资料调查表：包含年龄、民族、文化水平、家庭人均月收入、孕娩史、居住地、居家照护类型（包含早产儿母亲单独照护、早产儿母亲+配偶照护、早产儿母亲+配偶+父母照护、早产儿母亲+配偶+月子中心照护）。
（2）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由肖水源[32]于1986年编制，用于测量个体社会支持度。该量表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Cronbach’sɑ系数为0.92。量表由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3个维度（共10个条目）构成。计分为10个条目之和，分数越高，表示社会支持水平越好。本研究重测信度为0.718。
第三部分研究结果…………………23
3.1调查对象的一般人口学资料…...…………………23
3.2早产儿母亲社会支持现状…...………………………24
3.3早产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现状…...…………………25
第四部分讨论…………………34
4.1调查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34
4.2早产儿母亲社会支持现状分析…...……………………34
4.3早产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现状分析…...……………………35
结论………..……………………42
第四部分讨论
4.1调查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
此次调查所收集到的数据显示，早产男婴多与女婴，男婴数量约是女婴的1.4倍；269例早产儿中极早早产儿发生率为4.5%，极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为20.8%，略高于国内学者在住院新生儿中的调查结果（18.0%）[76]。235例早产儿母亲中，45.5%有过分娩经历，35岁以上的高龄产妇占有较大的比例（22.1%），这与当前国家二胎、三胎政策的不断放开及年轻生育主体生育意愿消极有关。由于此次研究的地域位于广西西部，不属于经济发达地区，因此有一半以上的调查对象人均月收入＜4000元，该结果与同时期本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相符[77]。有43.8%的调查对象接受过高等教育，表明所调查早产儿母亲整体的文化水平尚可，具备一定的健康观念和学习能力；居住在城镇的比例与农村基本持平，可能与本地区经济水平不高、城市化水平较低有关。此外，出院后照护类型主要以夫妻双方共同照护为主（38.3%），早产儿母亲单独照护比例最少（13.6%），表明早产儿父亲有一定的育儿观念，乐于承担照护早产儿的事务。
结论
1.早产儿母亲居家照护应对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其社会支持、育儿胜任感均处于较低水平，疾病不确定感水平较高。
2.早产儿母亲居家照护应对能力与社会支持、疾病不确定感、育儿胜任感具有相关性，即早产儿母亲社会支持、育儿胜任感水平越高，其居家照护应对能力越强，有利于母亲照护任务的承担；早产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水平越高，其居家照护应对能力越弱，阻碍早产儿院外的生长发育。
3.早产儿出生体重，母亲的文化程度、孕产史、居家照顾类型、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的利用度，疾病的复杂性及不可预测性，育儿效能和育儿满意度是早产儿母亲居家照护应对能力的影响因素。
4.医务工作者在通过优化院内健康指导和教育方案，针对早产儿及其母亲开展多学科、全方位随访评估的基础上，还应注重早产儿家庭其他照护者在早产儿院外发育的重要作用，为母亲提供社会与家庭的多方面支持，以提高母亲在照护过程中的育儿体验和应对能力，降低早产儿再入院率。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