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分析翻译中文化信息的变形由代写论文中心提供特别整理，本文从知识管理；知识管理与翻译；失落与变形的度这几方面来进行分析研究。更多英语论文代写下载请联系论文代写专区。
传统翻译研究的重点多放在原着与译作之间的文本对比上，追求译文与原作全方位契合。传统译论一方面推崇“忠实”，另一方面又无法否认那些“不忠实”，甚至“叛逆”译作的文学和历史价值，使翻译陷人两难的境地。20世纪70年代代写英语论文，西方翻译理论界的“文化转向”为译学研究开辟了新视角，人们对翻译又有了新的认识重新评价翻译中出现的误译、偏译、改译等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重新定位译者，都是近年来随着翻译文化学派的兴起而日益引英语论文范文人注日的课题。从知识管理的角度看，原作在从文本到译本的转化中，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是知识管理的结果，翻译的过程是知识管理的过程。
一、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 )，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种新的管理理念，为企业界普遍看好。按照知识管理的理论，在信息的增殖链上，分布着数据、信息加识和智慧四个层次每·个层次代表着信息加工的不同阶段:要使数据提升为信息，需要对信息采集与选择，压缩与提炼。而将信息提升为知识，还需要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对信息内容进行提炼、比较、挖掘、分析、概括、判断和推论，对于这个过程的管理就是知识管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知识管理日前有多种定义，如:知识管理是一种有目的的管理进程，它通过对信息管理和英语毕业论文学习组织的合理实施，加强组织内部知识的运用，服务于组织的整体利益;知识管理是企业面临不断变化的非连续性环境时，针对组织的适应、生存和竞争能力所采取的一种迎合性措施;知识管理是利用组织的无形资产创造价值的艺术。鉴于知识是资讯、文化背景和经验的组合，笔者理解为知识管理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根据实际需求，凭借经验，对信息进行的加工与提炼，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总之，知识管理一方面把知识作为产品来利用，另一方面利用知识来生产产品，亦即开发组织信息和利用人的知识创新地接受信息，其核心集中在知识产品和创新能力上。
二、知识管理与翻译
如同企业把知识作为产品利用并生产产品，翻译是对文化知识产品的利用与再创造。从根本上讲，原作是信息或文化资源，翻译的根本任务就是把源文化产品改造成目标文化产品。文化的产品结构不同，文化的生态环境也各异，所以一定程度上它是代写英文论文对跨文化产品进行文化本土化，是跨文化交流必须经过的程序。原作从文本到译本所经历的“文化信息的资源供给到接纳”的过程，正是由信息上升为知识的过程。其间，过滤和加工是最重要的环节，亦即对信息内容的提炼、比较、挖掘、分析、概括、判断和推论。如果说知识管理的目标是使最恰当的知识在最恰当的时间传递给最合适的人，以实现最佳的决策，那么翻译的文化日标则是通过对文化资源的过滤和加工，把最恰当的知识在最恰当的时间以最恰当的方式传递给最合适的读者，以达到最佳目的。
翻译中的知识管理过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对文化产品的过滤与翻译中的文化失落
不同的社会，文化也是千差万别。异质文化相遇必然会出现碰撞、冲突。意大利学者翁贝尔托·埃科曾指出两种不同文化相遇产生的二种可能:一种是“征服”，或是教化(即按照A文化模式改造B文化)，或是毁灭;·种是“文化掠夺”;再就是“交流”(互相影响和尊重的双方流程)。翻译并非是直线型的简单过程。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他所处的文化框架或文化范式相隔绝。译者面对文化的多样性，翻译起来就难免陷入两难的困境。他必须在源语文化代写论文和目的语文化的两极之间做出某些选择和取舍。传统文化因素、文化心理结构等，都会左右译者对其选择和取舍:过滤掉自身不理解、不需要的东西，吸收异文化有用且能与自身传统相结合的部分。译者对源语文本的解读，信息的传递处处受到目标语文化强烈的文化过滤，这必然导致一部分源语文化的失落。
以林纤的翻译为例。在很多人眼里，林纤的翻译是算不上翻译的，因为他总是对原文进行任意的增补、删节。《黑奴吁天录》是林纤与魏易合作翻译的作品，原作在政治和宗教方面对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影响极大，而译作同样对当时的中国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这并非因为译者的“忠实”翻译，正相反，译者对“负载着原着主导意识形态的宗教内容做了许多的裁剪—或是删除，或是淡化，或非宗教化”，他们是用“微妙的自设的审查机制”对知识进行了强烈过滤，进而创造出“一部强烈颠覆原文的翻译小说”，以告知人们:基督教能提供的，中国传统道德观也可以提供。
2.对文化产品再创造与翻译中的文化变形
在翻译的知识管理中，创造性翻译是翻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如果说过滤注重的是对信息的采集与选择，那么，创造性则是文化过滤基础上的叛逆，是对信息的升华，它是知识管理的主要体现。翻译所必然涉及到的文化上的差异和表述上的困境，使得任何翻译都注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原作的叛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是法国文学社会家埃斯卡皮(Robort Escarpit)提出来的。他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又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指语言)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对一部作品，译者不可能把原作完整无误地转换过来。由于翻译总是跟建立在译者本人风格基础上的创造性思考有关，至少它表现了、强化了、论释了原作中为译者所感悟、所接受的一面，所以这一过程也就必然的是一个能动的再创造过程，是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驱使下完成的创造性翻译行为。屠国元在他的《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一文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不可避免性。他认为创造性叛逆已经超出了不同语言系统之间单纯语际转换的范畴，而是一种涉及到原作者、译者、读者、接受环境等因素的复杂的活动，翻译创造性叛逆的最根本的特点在于，它把原作引人了一个原作者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并且改变了原作者原先赋予作品的形式甚至理念，也正是因为这种创造性的改变，使原作在新语境文化中获得新生。创造性是翻译的意义所在，它使得文化在从源语到目的语的转化过程中发生了合理的变形。
在中国翻译史上，严复所译《天演论》算得上是最典型的创造性叛逆翻译的译例了。原本名叫“Evolution and Ethics"(《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这本小册子，是英国生物学家赫青黎所着。在原作中，赫青黎认为自然规律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因其道德标准而不同于自然法则。他写这本书的主旨是为了维护进化论的“纯正”，反对斯宾塞关于进化论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曲解。出于自身所处的话语环境，严复在翻译此书时，明显表现出了别具一格的创意，对原作进行选择、取舍和创造。书名只保留了前半部分的“进化论”，却砍掉了后半部分的“伦理学”，并处处以斯宾塞的理论来反对赫氏强调“道德”的理论。不仅如此，为了让当时的读者更容易接受西方思想，在语言表达上，他还采用适合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阅读习惯和理解能力的古文体，并添加大量按语以发挥、强调自己的见解。1898年，《天演论》正式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国人一时竞谈“天择”、“适存”。“物竟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可以说，严复在当时将最恰当的知识传递给最合适的人，在最恰当的时间实现了最佳目的。严复在他的诸多译着中对异域文化都进行过极精心的过滤和创造。一位外国评论家说，“严复站在尚未经历现代化变化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散落在欧洲着作中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并认为这是中国摆脱落后所必不可少的”。这一主题在经过了严复的“本土价值观的调和与改写”后，成功地震撼了国人。任何时候，译者都肩负着两种文化的中介人的职责，通过翻译的具体过程，量体裁衣，增删去补，甚至把个人的主观意志融入译本中。从某种程度上讲，此种行为不但是译者的责任，也是他们的义务，而任何文本的意义和价值也都不是永恒、封闭、绝对的，而是暂时、开放、相对的，它给译者对作品的过滤加工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3.政治目的明确
知识管理是项高度政治性的任务。“知识即权力”并非秘密。既然知识与权力、金钱和成功有关，那么，知识也与游说、阴谋和密室交易有关。如果围绕知识管理的倡议没有政治活动，这清楚地表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正在发生。操纵学派的“翻译就是文化改写”，也就是操纵的观点，使我们更加明确“翻译从来就不是透明的”。自从翻译不可避免地进入我们的文化之后，“文化政治实践”的操纵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在阶级社会，当翻译不可避免地同上层代写论文建筑发生关系之后，翻译就成了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社会的精英阶层在从事翻译活动时，他们的目的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外来文化翻译高潮:即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近现代的西学翻译。众所周知，这三次翻译高潮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三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输人，都是处于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统摄之下进行的。中国以强烈的文化主体姿态，将外来文化作为文化利用的“他者”而加以文化过滤和加工改造，以实现安民治国的政治意图。仍以严复翻译为例。高惠群和乌传衰认为，严复的翻译具有五大特点，其一就是严复明确的政治目的—“介绍‘西学’的精髓，宣传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启迪民众共赴救亡图存大业。正因为如此，他选择的翻译都是反映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社会科学着作。王东风认为严复的政治目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个人的政治意识和上层建筑的政治意识相互交织。他成功地通过翻译，利用异域的意识形态颠覆了中国当时的封建传统意识形态，唤醒了知识分子的革命和民主意识。
4、失落与变形的度
既然翻译不可能是一种完全的复制行为，它会不可避免地伴随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而且，这种失落与变形本身也不是永远固定不变和唯一的。那么，失落与变形的度又该如何把握呢?伽达默尔在阐释对作品的理解时说:“理解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作品的义场永远是一种不断开放的结构，其意义需要读者的不断阐释来激活它，阐释的最好方法是使作者视界和读者视界融合。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也视创造性为其价值的主要表现。所谓“于拘限中掌握自由”，即接受文本(原作)限制，同时必须超越文本。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并非全然决定于译者本身。在更大程度上，这种叛逆是由译入语读者及其阐释环境共同造成的。以上两种说法其实表明同一个观点:阐释活动并非纯粹个人主观活动，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状况本身所造成的阐释环境，以及译入语读者的反应，都可以决定外来文化的荣枯。只有当译作适应了译入语的文化语境并得到读者的认可接受，创新才能得以实现。正如《天演论》译序所云:“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严复选择典雅的古文，也是囚为主体文化的规范和文化环境的制约。由此可以看出，文化信息失落与变形的度，恰恰体现在知识管理的运作中。把握好翻译的知识管理，也就把握住了信息失落与变形的度。
三、结语
综上所述，当我们把目光从翻译的语言转移到文化角度，我们看清了翻译实质是对异域文化产品的开发和利用与企业知识产品的开发利用一样，翻译是一个设法发现与读者特定需求相关的知识结构。启动外部、内部的知识产品体系，捕获与之相联系的知识，满足读者的需求，从而实现知识的移植创新。因此，翻译的过程，也是知识管理的过程。任何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都是知识管理的必然结果。追求全方位译文与原文契合的翻译，未必能满足社会的真正需要。如果异域文化的产品被当做资产来管理、利用、创造和投资，那么，对翻译的知识管理将会变得积极和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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