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医学论文，本研究经过分析，得出结论：NLR1、LMR、接受二线治疗方案、≥3个转移部位是接受ICIs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第2章资料与方法
2.1一般资料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从2019年1月至2022年10月期间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及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ICIs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中，通过纳排标准筛选出符合要求的患者共72例，其中男性患者60例，女性患者12例，年龄在31岁至88岁之间，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患者的相关资料。
2.2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
2.2.1纳入标准
（1）经组织学或细胞学诊断为非小细胞肺癌，且根据国际抗癌联盟(UICC)第8版TNM分期为Ⅲb~Ⅳ期的患者（2）患者同意治疗方案，且为首次进行PD-1/PD-L1抑制剂治疗，疗程≥2周期（3）美国东部肿瘤学协作组(ECOG)评分为≤2分（4）预计生存期大于3个月（5）年龄大于18周岁
2.2.2排除标准
（1)伴随其他部位的原发肿瘤（2)无影像学资料评价治疗效果（3)首次ICI治疗前1月内无血常规检查结果（4）合并血液系统、免疫系统疾病（5）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治疗（6）治疗期间出现严重骨髓抑制，予集落刺激因子治疗（7）数据收集前3周内有感染
第3章结果
3.1纳入患者的一般基线资料
如表1所示，共纳入接受ICIs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72例，其中男性60例（83.3%），女性12例（16.7%）；有吸烟史的患者54例（75.0%），无吸烟史患者18例（25.0%)；年龄31~88岁，中位年龄65(58，70.75)岁，其中≥65岁有38例(52.8%)，＜65岁有34例(47.2%)；非鳞癌共49例（68.1%），肺鳞癌患者23例（31.9%），其中IIIB~IIIC期患者共13例（18.1%），IV期患者59例（81.9%）；PD-L1表达阴性患者共11例（15.3%），表达阳性患者23例（31.9%），表达不详的患者共38例（52.8%）；使用免疫药物单药治疗的患者10例（13.9%），联合化疗共44例（61.1%），联合抗血管生成共15例（20.8%），联合化疗及抗血管生成共3例（4.2%），其中使用卡瑞利珠单抗共21例（29.2%），帕博丽珠单抗共18例（25.0%），信迪利单抗共16例（22.2%），替雷利珠单抗共12例（16.7%），纳武利尤单抗共2例（2.8%），阿替利珠单抗共3例（4.2%）；接受一线治疗共61例（84.7%），≥二线治疗共11例（15.3%）；转移数目≥3个的患者有30例（41.7%），＜3个的患者有42例（58.3%）；按照NLR1进行分组时，≥5.73的患者有20例（27.8%），＜5.73有52例（72.2%）；按照LMR进行分组时，≥2.48有31例（43.1%），＜2.48有41例（56.9%）；按照PLR进行分组时，≥169.97有39例（54.2%），＜169.97有33例（45.8%）；按照SII进行分组时，≥812.93有40例（55.6%），＜812.93有32例（44.4%）。
3.2 NLR、LMR、PLR、SII最佳截断值选取及分组
将各研究指标绘制ROC曲线，应用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评价其对预后的预测价值。图1所示为NLR1、NLR2、ΔNLR预测ICIs治疗晚期NSCLC生存结局的预测能力。NLR1曲线下面积为0.749(95%CI:：0.639~0.859，P＜0.05)，最大约登指数0.455，所对应NLR1值为5.73，此时敏感度为0.455，特异度为1。因此，取5.73为NLR1的最佳截断值。根据NLR1将患者分为高NLR1组（≥5.73）及低NLR1组（＜5.73）。NLR2、ΔNLR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580(95%CI:0.443~0.716，P＝0.258)、0.612（95%CI:0.482~0.742，P＝0.111)，无统计学意义，不予取截断值。
根据LMR、PLR、SII的值绘制ROC曲线，分别如图2、图3所示。LMR的曲线下面积为0.746(95%CI:0.628~0.863，P＜0.05)，最大约登指数0.464，所对应LMR值为2.48，此时敏感度为0.750，特异度为0.714。因此，取2.48为LMR的最佳截断值，根据LMR将患者分为高LMR组（≥2.48）及低LMR组（＜2.48）。PLR曲线下面积为0.731(95%CI:：0.614~0.849，P＜0.05)，最大约登指数0.419，所对应PLR值为169.67，此时敏感度为0.705，特异度为0.714。因此，取169.67为PLR的最佳截断值。根据PLR将患者分为高PLR组（≥169.67）及低PLR组（＜169.67）。SII的曲线下面积为0.722(95%CI:0.604~0.839，P＜0.05)最大约登指数0.384，所对应SII值为812.93，此时敏感度为0.705，特异度为0.679。
第3章 结果....................... 7
3.1 纳入患者的一般基线资料 ...................................... 7
3.2 NLR、LMR、PLR、SII 最佳截断值选取及分组 ........................ 9
3.3 ICIs 治疗晚期 NSCLC 患者 PFS 的影响因素分析 ................. 12
3.4 ICIs 治疗晚期 NSCLC 患者 OS 的影响因素分析 .................. 16
第4章 讨论................................... 20
第5章 结论.......................... 24
第4章讨论
随着对肿瘤免疫逃逸机制的深入了解，免疫治疗已广泛应用于各种实体瘤及血液系统肿瘤的治疗，彻底改变了肿瘤治疗领域的面貌。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ICIs更是成为驱动基因阴性人群的一线治疗方案[5]。免疫检查点是对机体免疫反应进行负调节的一种蛋白质，对于维持自身耐受、防止自身免疫、避免免疫细胞过度激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5,26]。PD-1的主要作用是在炎症反应时限制外周组织中T细胞的活性，避免自身免疫，其表达于活化的的T细胞、B细胞、NK细胞、巨噬细胞等多种免疫细胞。肿瘤细胞通过上调PD-L1表达与PD-1结合，抑制T细胞免疫反应[6,27]。在肿瘤微环境中，肿瘤细胞正是通过上调抑制性检查点的表达、招募免疫抑制细胞和因子到肿瘤微环境，以及减少肿瘤免疫原性抗原的呈递，将免疫微环境塑造成免疫抑制状态，逃避机体的抗肿瘤反应[28]。2002年，Iwai等[7]开创性地证明了肿瘤细胞PD-L1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上PD-1之间的相互作用，可导致肿瘤生长加速；使用抗PD-L1抗体治疗或者敲除荷瘤小鼠中的PD-1，将延缓肿瘤生长。在随后进行的一系列临床研究中，也证实PD-L1表达增加与肿瘤患者不良预后相关。例如，Thompson等[29]对197名肾细胞癌患者B7-H1表达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肿瘤和/或淋巴细胞B7-H1水平高的患者死于肿瘤的风险是B7-H2表达水平低的患者的4.5倍（HR4.53；95%CI：1.94-10.56；P＜0.001）。Ohigashi等[30]在食管癌患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PD-L1及PD-L2表达阳性的患者术后1年总生存率明显低于表达阴性的人群。2011年，伊匹木单抗作为首个被批准用于治疗肿瘤的ICIs开始应用于恶性黑色素瘤的治疗。随后几年间，免疫治疗开始寻迅猛发展，多种针对PD-1/PD-L1信号通路的药物相继问世，彻底改变了恶性肿瘤的治疗现状[31]。
第5章结论
（1）NLR1、LMR、接受二线治疗方案、≥3个转移部位是接受ICIs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2）NLR1≥5.73、接受二线治疗方案、≥3个转移部位与更短的PFS相关，NLR1≥5.73、接受二线治疗方案与更短的OS相关。LMR为预后的保护性因素，治疗前LMR≥2.48与更长的PFS、OS相关。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