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 选题背景
近年来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根据《2016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0 年至 2015 年，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从 910 亿美元增加到 4000 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从 7.82%增加到 27.16%；而根据最新的《2019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中国 2018 年对外直接投资额高达 130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居于第二。除此之外，本文还能看到一些其他更加具体的例子。印度塔塔集团旗下的上百家子公司和业务遍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中国吉利2010 年 8 月成功收购了沃尔沃汽车后，又在瑞典哥德堡建立了吉利汽车欧洲研发中心，2018 年 2 月更是花费了 90 亿美元收购德国戴姆勒 9.69%的股份。新兴经济体一再地对外直接投资引起了世界各地的密切关注。其中，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日益增长，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以后。根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研究报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之一，其对外直接投资在过去十年中以年均 27.2%的速度增长。2017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1246.3 亿美元，存量 14820.2 亿美元，分别居于世界第三、第八位。新兴经济体企业的“走出去”策略，不仅是企业的投资行为，也是企业取得外部先进知识与技术的主要途径。
新兴经济体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多环境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数据，2000 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人均 2.697 公吨，而 2014 年为 7.544公吨，高于世界 2014 年平均水平 4.033 公吨。而且在中国最新调查的数据显示，中国一百多个城市之中，有 45 个城市的环境严重超标，有 68 个城市列入二级保护范围之内，这些数字已经证明环境污染十分严重。根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数据显示，2017 年墨西哥城的空气质量达到历史最差，排名在整个西半球城市中垫底，空气污染程度比其他城市高出好几倍。为了应对环境问题，世界各国都积极地采取措施，而《巴黎协定》就是全球人共同解决环境问题的第一步，很多新兴经济体国家也纷纷签署了该协定，承诺要严谨地对待环境污染问题。因此，发展“绿色”经济，进行绿色创新是实现低碳经济增长、履行《巴黎协定》承诺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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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
绿色创新也可称为环境创新或者生态创新，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减少污染、保护环境。企业之所以会进行绿色创新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9]。内部因素大致有：企业研发投入与人力资本、环境能力、环境管理关注、环境战略、绿色环境管理系统（高管的承诺、团队工作、分权、过程相关技术等等）等[10, 11]。外部因素大致有：经济和制度压力、市场与国家政策、竞争压力、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环境规制等[12-14]。
从企业的内部角度来看，研究者更倾向于管理者对绿色创新的态度和决策、能进行绿色创新的硬件条件，而且这些也是是驱动绿色创新的最主要因素。徐建中等（2017）研究分析了 209 家中国制造企业，证明了高管环保意识越强，企业的制度压力越能促进绿色创新战略的发展[15]。Singh 等（2020）收集了 309 家制造业中小企业的数据，证明了绿色变革型领导在绿色创新方面起着关键作用[16]。王洪波等（2017）分析了浙江这一区域的 205 家企业，最终发现企业的吸收能力越强，越能吸收外部的知识以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17]。Galbreath （2019）使用澳大利亚 649 个企业的数据，验证了出口强度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随着企业吸收能力的提高而增强[18]。
从企业的外部角度来看，国家政策、环境规制和经济等宏观条件、其他企业的竞争压力是驱动绿色创新的最主要因素。隋俊等（2015）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制造企业中，通过跨国企业获得的国外技术明显提高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19]。Hao 等（2020）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国内技术水平（技术效应），优化了国内产业结构（成分效应），从而降低了国内环境污染[20]。刘明广（2019）从中国 2009-2017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发现了激励型、公众参与型、命令型三种类型环境规制在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1]。Ramanathan（2019）发现灵活的环境法规有利于企业的绿色过程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22]。李瑞琴（2019）更是使用了中国 2000-2016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分析证明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3]。
综上所述，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企业内部管理者的决策和企业的吸收能力，企业外部的知识和环境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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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原意指的是企业或者国家在其他国家创办公司并且经营而进行的投资。新兴经济体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越来越大。例如中国在 2013年 9 月和 10 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自此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多。而印度的公司在 20 世纪 50年代末和 60 年代就开始在海外投资，但真正的热潮是发生在 2000 年之后的 10年里的，当时印度在海外市场投资了 950 亿美元，而在 90 年代投资了 7 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 2008 年创下了 210 亿美元的最高记录[47]。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仅是中国和印度，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的国家都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踏上了“走出去”之路。
2.1.2 逆向技术溢出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其学习到国外先进的技术，以此来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总而言之，对外直接投资给自身国家或者企业带来先进的技术并且促进其技术创新被称之为逆向技术溢出[48]。根据技术溢出的具体过程，本文可以将逆向技术溢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海外子公司向所在的外国学习先进的技术、知识、标准和管理经验。第二阶段，海外子公司通过与母公司的内部沟通将第一阶段获得的技术和知识转让给母公司，母公司吸收并利用这些新技术，提高母公司的技术水平。因此会有很多因素会从这两个阶段分别影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例如，在逆向技术溢出的第一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的发展水平会影响海外子公司所能学到的技术与知识等[49]，如果东道国的知识水平不高甚至不如母国水平，企业很可能得不到高水平的技术与知识。在逆向技术溢出的第二阶段，主要看母公司的自身能力水平，例如企业的吸收能力只有达到一定的门槛值才能利用国外技术[50]。
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更进一步地将对外直接投资给母国带来的绿色技术进步称之为逆向绿色技术溢出，并且本文将逆向绿色技术溢出划分为“出”和“入”两个阶段，并围绕这两个阶段构建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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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关理论
2.2.1 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eory）最初形成于 18 世纪中期，当时国际贸易活动兴起，为了明白国际贸易为什么出现以及参与国际贸易活动的国家在对待这种贸易行为上的一些做法，国际贸易理论随之出现[66]。Buckley（2011）总结了 1960 年之前关于国家贸易理论的文献，并且给出了几点启示：首先，企业进入国外经营，有必要对文化差异的作用以及这些差异对东道国经营战略可能产生的影响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其次，在海外经营的模式很重要，选择模式的微妙之处超出了将出口与外国直接投资相比较的简单观点；最后，早期的国际商业理论鼓励经理们从即时的战术决策出发，思考公司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整体关系[67]。Rabbiosi 和 Santangelo（2013）将国际贸易理论解释为母公司可以获益于使用和整合国外子公司知识[24]。企业都会追求自身利益，但是在市场上需要与其他企业进行竞争。一家企业需要拥有足够的资源与技术才能与其他企业竞争，企业可以去海外寻求充足的资源和知识来弥补自身的不足，提升绿色创新能力。
2.2.2 技术差距理论
技术差距理论认为（1961 年被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首次提出）先进技术和产品的产生和应用以及流入世界市场最早都出现在工业发达的国家。模仿国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等方式学习新产品与新技术[68]。国家之间的技术只有存在差距，学习的企业才能从被学习的企业身上学到更先进的技术和知识，从而做到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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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概念模型................................14
3.1 对外直接投资发达国家驱动绿色创新...............................14
3.2 东道国知识水平的调节作用.................14
第四章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实证研究设计............................19
4.1 模型设计..................................19
4.2 样本和数据来源.................................21
第五章 对外直接投资与绿色创新现状分析.........................24
5.1 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24
5.2 绿色创新现状分析................27
第六章 实证检验与分析
6.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表 6.1 为描述性统计，表 6.2 为相关系数矩阵。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值为 103亿元，最小值为 7.2 元（这个数字太小，表 6.1 中没有给出），说明样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差异较大。从表 6.1 还可以看出：（1）绿色过程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的最大值分别为 59 和 398，最小值均为 0，这说明有的企业进行了大量的绿色创新，有的企业没有进行绿色创新。平均值分别为 1.14 和 3.18。根据最大值和平均值，绿色产品创新的绩效优于绿色过程创新。（2）东道国知识水平的最大值为 295300，但一些东道国接近于 0，发达国家的平均知识水平为 127300。（3）在多国战略中，6 家企业投资于 18 个发达国家，而大部分企业投资于 1 个发达国家。（4）吸收能力的最大值、最小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73800、286 和 2070，说明各样本企业的吸收能力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吸收能力很强，有的相对较弱。（5）环境规制的最大值为 30，最小值为 0，说明样本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差异较大。此外，与最大值相比，2.03 的平均值意味着环境规制通常较弱。从表6.2 的相关性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与绿色过程创新（0.125，p<0.001）和绿色产品创新（0.066，p<0.1）显著相关。吸收能力与企业规模的相关系数最大（0.682），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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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7.1 研究结论
绿色创新是企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由之路，不仅是响应国家的号召，也是现在大时代的趋势，更是一个企业永续发展下去的重要途径。本文围绕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直接影响以及东道国知识水平、多国战略、吸收能力和环境规制对逆向绿色技术溢出进行调节的概念框架。并且本文通过 424 家中国制造企业 2010-2017 年 1603 条观察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本文的贡献有三点：第一，本文紧紧围绕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两个阶段，从技术差距理论、资源拼凑论、资源基础观和波特假说角度，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直接影响以及东道国知识水平、多国战略、吸收能力和环境规制对其影响的概念框架，丰富了现有的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和绿色创新研究成果。第二，大多数研究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对一般创新，而本文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视角，拓展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第三，已有文献大多数从区域等宏观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绿色创新的关系，本文从企业微观层面进行验证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对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更具有实践意义。
（1）本文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到发达国家可以提高企业绿色创新，即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确实存在。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有高水平绿色技术和绿色知识，对于绿色产品有一套成熟的标准和要求，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子公司，融入到当地绿色发展的氛围里，可以学习到先进的绿色技术、知识与管理，再将这些传回到母公司，给母公司注入新的绿色技术、知识与管理。另外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过程创新的提升程度略大于绿色产品创新，这可能是因为绿色产品创新的提升建立在绿色过程创新的基础上[108]。绿色过程创新的主要成果在于提高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工艺水平，并且对生产的整个流程进行改造，发现生产过程中的不足，不断升级，这样可以生产出更多不同的绿色产品，进而也提高了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
（2）本文发现东道国知识水平在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绿色产品创新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的作用。这表明了企业选择投资到哪个国家非常重要，不仅要投资到发达国家，更要投资到知识水平高的发达国家。知识水平高的国家往往拥有更多先进的绿色技术与产品，企业投资到这些国家，可以接触甚至传输他们的绿色技术和产品。另外，知识水平高的国家，会有一种竞相创新的氛围，投资到这里也会感染创新的氛围。最后知识水平高的国家有一套成熟的关于绿色产品的标准，这对母国也是可以学习模仿的方面。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东道国知识水平在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绿色过程创新之间也起到了正向调节的作用。这表明了中西部地区的技术水平相对于东部地区较为落后，所以投资到知识水平高的东道国，中西部地区的企业更能学习到本身没有的绿色技术，从而提高绿色过程创新。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