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中共十九大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并且在 2019 年的两会制定坚持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统筹经济与环保协调发展的目标。面对严峻环境形势与政策方向引导，使得绿色投资发展愈加关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组成细胞，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与产业组织结构的重要因素，同时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力量。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必须要意识到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积极适应变化进行绿色投资。然而，绿色投资需要攻克的难题是如何实现资本逐利性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协调，以达到资本投资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并举目标。因为传统的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自身存在局限，不能将企业对环境产生影响的相关信息反馈给外界，并且管理者在管理决策中无法获得完善环境信息作为参考依据，进而容易导致公司决策失误。因此，有必要将环境因素作为绿色投资模式运行中考虑的内容，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并且使企业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多的兼顾企业的社会与生态效益。
企业的绿色投资问题一直受到世界的共同关注，很多学者从企业绿色投资的不同角度进行过研究，主要涉及的内容包括对绿色投资的企业外部因素和企业内部特征因素等方面。企业外部影响因素主要有法律方面、监督机制、激励措施、市场方面和非正式制度等。在法律因素方面，Park等（2001）[1]学者认为企业积极主动采取环保行动的首要原因是法律法规的要求，和不断完善的强制性规则。在部分发展中国家，企业受到政府部门和行政监管组织的强制性约束，配合采取企业环保行动。目前大部分法律法规对企业要求严格，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违反规则要承担较高环境成本（Spedding，1996）[2]。此外，有部分学者通过博弈论方法，分析企业在环境责任承担过程中与政府等规则制定者之间的博弈过程，明确两者的动机（Maxwel，1998，Segerson et，1998，Hansen et，1999）[3-5]。环境税作为企业承担环境法律责任的一种形式，多将污染者付费原则、Alfred Marshall的公共产品和外部性理论作为基础进行分析，研究相对成熟（毕茜等，2016）[6]。随着国家日益重视企业环境行为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相关环保法律法规制度，加强对环境治理的监督检查工作，企业开始增加绿色投资并进行节能减排活动，以降低污染违规成本并积极承担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同时企业也可能受到激励作用（包刚，2019）[7]。媒体对企业产生环境污染的有效监督，有利于其采取更加主动的绿色投资行为进行改进。随着产权制度的不断完善，企业加大环保投资力度的同时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补偿（汪洋等，1999）[8]。在企业的绿色投资不断增加情况下，废弃物的排放得到有效控制，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企业形象，并增强市场竞争力（唐国平等，2013）[9]。在市场因素方面，有学者认为各利益相关者对环保的偏好影响企业绿色投资行为。例如，高收入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偏好有利于推动企业绿色投资行为，减少环境污染（Arora et，1995）[10]，然而与B2C模式企业相比，B2B模式企业在环境问题上的采取的管理措施更加综合，绿色投资更多（Khanna，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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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文献回顾
2.1.1 企业绿色投资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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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文献回顾
2.1.1 企业绿色投资驱动因素
在企业绿色投资驱动因素的研究中，通过查阅文献得到许多学者以驱动因素和驱动机制两组词来分析企业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进而促使企业实现绿色投资的结论，因此我们认为文献当中两组词意义相同。在驱动因素的研究中，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包括宏观层面的政策、文化、市场等方面的因素，和微观企业层面的技术、文化、物质资源等因素。Luc Eyraud等（2012）[33]提出，有两种类型的因素是驱动环保投资的关键原因，其一，企业受到本国利率水平、生产成本以及收益情况等作用，会采取不同的绿色投资行为。其二，企业的绿色投资主要由其特有驱动因素所影响。在企业内部因素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企业的结构特征（Catherine et，2000，Sharma，2000）[15-16]、学习能力方面（Marcus et，1999）[17]会对环境治理行动产生驱动作用；企业管理者对环境问题的态度（Sharma，2000，Cordano et，2000）[16] [18]和具有的企业价值观念（Egri et，2000）[19]等都对企业绿色投资的行动具有影响。有学者通过建立模型研究环境管理的驱动机制，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得到管理层绿色发展导向和自身学习能力等都有利于增加绿色投资的结论（杨宁东等，2005）[20]。另外，由于技术能力对绿色管理有正向影响（李钰婷等，2016）[21]，随着环保监督力度的不断加强，技术对于企业环境管理的作用受到重视，企业不断增加环保投资以开展节能减排活动，积极进行技术创新以提高环保治理水平（包刚，2019）[7]。在环保资金充裕的情况下，绿色创新技术不断增加，企业拥有越来越多的技术专利，生产工艺明显得到优化，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在技术创新为企业带来益处的情况下，企业会积极进行绿色投资（薛求知等，2015）[37]，进而实现可持续性绿色发展。我国现在由于企业工业发展而产生的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等问题，并非缺少开发先进工业技术的能力，主要是由于监管制度不完善、缺乏足够激励机制等原因，导致企业缺乏主动开发创新工业技术的意愿。因此，要改变现存问题，就应该通过制度方式将企业环境成本实现内部化，推动企业绿色投资的目标实现（黄慧群，2014）[38]。政府通过对企业环境规制强度的把握，使其与产业节能减排相协调，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企业技术与效率进步，实现三重效益（李玲等，2012）[39]。崔秀梅（2013）[35]认为企业绿色投资的关键动力在于驱动机制的作用，通过借鉴相关理论以价值创造视角出发，从市场驱动、道德驱动和政府驱动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得到绿色投资的实施路径。而对于国外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研究，有学者通过建立一个绿色投资方法模型，考虑包括低碳能源、智能技术、稀缺物质资源、绿色金融、市场竞争、知识与创新、绿色文化、新政府法规八个可持续的相关驱动因素，
并得出对绿色投资方法影响的结论（Elena Doval；Oriana Negulescu，2014）[36]。在制度驱动的早期研究中，Ramanathan（1976）[34]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所进行的环境投资时最先运用了组织合法性理论，他认为两者都符合合法性管理的内容，同时可以通过规制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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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献述评
通过梳理有关企业绿色投资的文献发现，很多学者以企业外部因素、企业内部特征与投资效率等不同的视角分析企业绿色投资。但是大部分学者认为企业外部因素如法律、非正式制度、监督机制等对企业进行绿色投资的行为起主导作用，这是由于政府运用制度的管制与引导作用来推动企业的环境管理行为加强，同时这也成为企业开展绿色投资行为最主要影响因素，而组织合法性理论可以很好的涵盖以上的主导影响因素。因此，本文运用组织合法性原理，分析企业绿色投资行为。在梳理绿色投资驱动机制和实现路径的文献时，发现许多学者根据不同视角，使用各种分类方式的驱动机制对公司绿色投资的影响加以研究，并且有部分文献对具体的地区、产业和企业绿色投资的实现路径进行了论述，主要以具体研究对象如何实现绿色投资提出做法，通过结合具体的分析内容构建实现路径。但是，从以上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目前企业绿色投资的驱动因素，理论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不仅导致企业绿色投资驱动因素众说纷纭，对企业绿色投资行为认识模糊，缺乏理论解释，企业绿色投资行为驱动机制与实现路径未形成清晰的理论框架。当今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企业未能兼顾生态环境保护义务，并且被政府强制性要求公开披露环境信息等现象，都与国家要求企业积极进行绿色投资承担环境责任的需求不相符合，如何能够使企业更加主动投身于绿色投资的良性循环发展之中？这个问题使得构建完整的绿色投资驱动机制和实现路径架构十分必要。现有的关于企业绿色投资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基础，但是仍需进一步形成企业绿色投资的驱动机制和实现路径的架构，应用案例研究方法深入到企业微观层面研究，为企业绿色投资在具体公司中的实施提供可操作性建议。因此本文希望通过选取案例企业研究绿色投资的驱动机制和实现路径架构，协调企业资本的逐利性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实现绿色投资的三重效益，并且丰富企业绿色投资驱动机制和实现路径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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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梳理有关企业绿色投资的文献发现，很多学者以企业外部因素、企业内部特征与投资效率等不同的视角分析企业绿色投资。但是大部分学者认为企业外部因素如法律、非正式制度、监督机制等对企业进行绿色投资的行为起主导作用，这是由于政府运用制度的管制与引导作用来推动企业的环境管理行为加强，同时这也成为企业开展绿色投资行为最主要影响因素，而组织合法性理论可以很好的涵盖以上的主导影响因素。因此，本文运用组织合法性原理，分析企业绿色投资行为。在梳理绿色投资驱动机制和实现路径的文献时，发现许多学者根据不同视角，使用各种分类方式的驱动机制对公司绿色投资的影响加以研究，并且有部分文献对具体的地区、产业和企业绿色投资的实现路径进行了论述，主要以具体研究对象如何实现绿色投资提出做法，通过结合具体的分析内容构建实现路径。但是，从以上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目前企业绿色投资的驱动因素，理论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不仅导致企业绿色投资驱动因素众说纷纭，对企业绿色投资行为认识模糊，缺乏理论解释，企业绿色投资行为驱动机制与实现路径未形成清晰的理论框架。当今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企业未能兼顾生态环境保护义务，并且被政府强制性要求公开披露环境信息等现象，都与国家要求企业积极进行绿色投资承担环境责任的需求不相符合，如何能够使企业更加主动投身于绿色投资的良性循环发展之中？这个问题使得构建完整的绿色投资驱动机制和实现路径架构十分必要。现有的关于企业绿色投资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基础，但是仍需进一步形成企业绿色投资的驱动机制和实现路径的架构，应用案例研究方法深入到企业微观层面研究，为企业绿色投资在具体公司中的实施提供可操作性建议。因此本文希望通过选取案例企业研究绿色投资的驱动机制和实现路径架构，协调企业资本的逐利性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实现绿色投资的三重效益，并且丰富企业绿色投资驱动机制和实现路径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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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思路设计 ........................... 10
3.2 研究方法的确定 ...................... 10
3.3 案例选取 ................................ 11
第四章 案例分析 ...................... 17
4.1 认知合法性绿色投资驱动机制和实现路径 ........................ 17
4.2.1 认知合法性驱动机制 .................................... 17
4.1.2 认知合法性绿色投资实现路径 ............................ 18
第五章 研究结论、贡献、启示与展望 ................................. 33
5.1 研究结论 ......................... 33
5.2 理论贡献 ............................. 35
5.3 实践启示 ................................... 35
第四章 案例分析
4.1 认知合法性绿色投资驱动机制和实现路径
4.1.1 认知合法性驱动机制
在认知合法性驱动机制作用下，亿利集团的绿色投资主要受到地域文化和企业文化的影响。在地域文化方面，产生行为价值导向和地域产业发展的影响。在企业文化方面，具有提升一致价值观、提高企业凝聚力、展示企业形象的作用。
地域文化。1992 年 Brents.Steel 研究美国公众对环境态度与行为数据，发现区域环境问题和大众环保意识程度、行为关联性极强（陶岚，2013）[44]。对特定区域生活的人而言，地域文化拥有传承性与行为价值导向（张凤琦，2008） [57]，亿利集团的根据地起源于鄂尔多斯库布齐沙漠周边，当地人民与企业饱受恶略环境影响，对沙漠治理具有共同愿景。当地人民从始至终都渴望生态的恢复与建设，积极响应政府不断推出保护牧场，禁止开荒；荒地划拨，鼓励农牧民种植等环保政策，亿利集团带头发起的生态修复让他们看到希望，并积极地参与到其中。对于生态恢复的意识一直根植于当地环境建设中，为亿利集团绿色投资提供了氛围。在此过程中，沙漠治理作为行为价值导向引领企业与民众合力改变沙漠环境。同时，沙漠地域文化作用推动了地域产业的发展，亿利集团利用沙地种植甘草与肉苁蓉等植物，绿化沙漠并修建穿沙公路，同时开发绿色保健品与药品。生态光伏产业的发展上，公司充分利用库布齐沙漠资源，同时进行沙漠治理、草木种植、养殖、发电以及扶贫的复合型发展模式，借助当地自然资源与电力传输等独特优势进行发电，并网发电不断扩大经营规模。联合国环境署通过测算评估得到，亿利集团在三十年中治理 910 万亩沙漠土地，实现十万多贫困人口生活改善的目标，累积创造生态效益 5000 亿元以上。这项成绩的实现主要得益于沙漠地域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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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结论、贡献、启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文围绕基于组织合法性理论的驱动机制对企业的绿色投资产生什么影响？以及企业在驱动机制作用下实现绿色投资的路径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展开讨论，以组织合法性理论视角出发，分析认知合法性、道德合法性、规制合法性三个方面的驱动机制对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影响，并且得到对应驱动机制作用下企业绿色投资的实现路径，从中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5.1 研究结论
本文围绕基于组织合法性理论的驱动机制对企业的绿色投资产生什么影响？以及企业在驱动机制作用下实现绿色投资的路径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展开讨论，以组织合法性理论视角出发，分析认知合法性、道德合法性、规制合法性三个方面的驱动机制对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影响，并且得到对应驱动机制作用下企业绿色投资的实现路径，从中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以组织合法性理论为基础的企业绿色投资驱动机制，运用扎根理论分析三种驱动机制对绿色投资的作用机理，进一步形成绿色投资实现路径的理论体系架构，
为企业绿色投资的行为提供可参照的实现路径。具体的讲：从认知合法性驱动机制出发，企业所在的地域文化和企业文化环境会对企业的绿色投资产生形成影响作用。地域文化能够产生行为价值导向作用，营造绿色投资氛围，并且其有利于促进地域产业发展，发挥地域条件优势。企业文化能够提高企业凝聚力，实现高效产能；有利于提升企业的一致价值观，积聚企业绿色发展内在动力；同时可以展现绿色企业形象，提高行业知名度。两者都为企业绿色投资行动注入动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道德合法性驱动机制主要从企业的生存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作为切入点，以满足经济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层面推动企业对绿色投资的重视与执行。客户在招标和采购的过程中形成绿色环保标准，鼓励企业进行绿色投资；消费者注重购买商品与服务的品质，对企业的绿色产品服务提供形成激励；投资者的需求时资本增值，在对企业的投资中关注政策导向，发掘绿色投资的增值潜力，驱动企业绿色投资发展；金融机构贷款支持是企业绿色投资发展的关键动力，推动企业绿色化转型。同时，在企业绿色产业的发展中产生经济效益。对于规制合法性驱动方面，企业进行绿色投资的行为受到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的约束与引导，为企业发展提供契机，产生较强主动性。政策引导具有导向功能，其作为企业绿色产业发展的机遇信号，引导企业的绿色投资发展；分配功能是给予符合国家绿色投资发展要求的企业优惠照顾政策，激励企业绿色规模化生产。而法规制度的明示与矫正作用，约束企业的进行规范合法经营，更新技术水平使污染排放达标。规制合法性通过政策引导和法规制度对绿色投资作用产生社会和生态效益。
参考文献（略）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