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会计论文，本文选取2015-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股票回购与债务融资成本进行现状分析和回归检验。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015年前我国回购活动主要以政府为主导，具有回购规模小、频次低等特点，而在2015年后政府开始放松回购管制，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回购纳入决策范畴。我国股票市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回购热潮源于2018年股市震荡，当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生产过剩，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些动荡因素传导到股市，使得股价暴跌。各企业为了打破股价持续下跌的窘迫处境，纷纷实施股票回购计划，以向股票市场传递价值低估的积极信号，提高投资者信心。此外2018年《公司法》的修正直接扩充了股票回购的适用范畴，如上市企业为维护企业价值与股东权益所必须、转换上市企业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企业债权等，这间接激发了回购积极性。当年美的集团就发布了价值40亿的回购预案，将股票回购金额推向了新的高度。据统计2018年股票回购股数为115.85亿股，较上年增长率高达298.35%，而2020年达到近十年的最高回购量117.40亿股。2021年新冠疫情进一步蔓延，企业正常经营受到干扰，即使在此境况下总体回购规模仍然保持较高水平。2022年又开始爆发新一轮的回购浪潮，据报告截至当年9月，A股市场已有约1000家企业执行股票回购计划，回购总金额高达700亿元左右。近期阿里巴巴将回购规模从150亿美元扩充至250亿美元，刷新了中概股最高回购金额记录，小米集团在董事会决议中也推出100亿港元的回购计划，中国平安、中国石化、京东方A、顺丰控股也纷纷加入回购队伍，再一次把回购热潮推向了顶峰。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1.2.1 研究内容
本文以回购浪潮及严峻的融资环境作为背景，以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融资优序理论和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为理论基础，选取2015-2021年沪深A股3907家企业，总计17808个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股票回购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以及不同企业生命周期下二者关系的差异性，同时在进一步分析中深入探究行业类型、经济波动、内部治理水平差异下股票回购与债务融资成本间的关系。本章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六个部分。
第一章：绪论。本部分主要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与框架、研究方法及研究创新点四个方面的内容。本文研究背景层面，首先介绍了现行股票回购现状、中外回购政策差异、融资现状等。研究意义层面主要从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展开论述。为了更好把握本文总体脉络，同时本文绘制了研究框架图，并总结出研究方法及研究创新点。
第二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首先本文介绍股票回购、债务融资成本、企业生命周期的基本概念，以更好地把握三者之间的理论关系。其次，任何变量关系的揭示都需要理论支撑，因此本文详细论述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四个基本理论。最后从股票回购经济后果、债务融资成本影响因素、企业生命周期等角度总结现有的文献研究成果，并进行文献述评。
第三章：股票回购与债务融资成本的现状分析。首先总体上介绍历年的回购政策以明晰回购政策导向。其次利用大量图表从年度总体趋势、行业分布、生命周期角度描绘股票回购与债务融资成本的变化趋势。
第四章：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首先从企业履约能力和信息不对称角度提出假设H1；从现金流和财务风险角度提出假设H2。其次在研究设计部分，主要介绍样本选择方式、数据来源、变量定义，并构建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验证假设。
第五章：实证结论与分析。本章主要包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相关性检验、实证检验结果、稳健性检验与进一步研究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稳健性检验主要采用内生检验、替代被解释变量、改变时间区间的方式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在进一步分析中，主要从经济波动程度、行业类型和内部治理水平异质性角度，深入分析股票回购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建议。本章概括总结出相关的研究结论，并根据研究结论对企业、监管层、投资者提出具体的建议，同时指出本文不足之处及后续进一步研究方向。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概念界定
2.1.1 股票回购
股票回购主要是指上市企业利用自有现金、借款资金等方式，从股票市场上购回本企业发行在外的一定数额股票的资本运作行为。股票回购有不同的分类标准，按照股票回购的对象，可分为公开市场回购、要约回购、协议回购；按照回购资金来源，可分为自有资金回购、举债回购和混合回购；按照回购价格的确认方式，可分为固定价格要约回购和荷兰式拍卖回购，目前大部分企业的回购行为属于公开市场、自有资金和固定价格回购。
综合实务界和理论界，推动企业进行股票回购的动机不外乎市值管理（李耀、赵凌，2013）[7]、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APC等，2018）[8]、股权激励（衣龙新、陈胜博，2020）[9]、优化资本结构（AA等，2014）[10]、规避敌意收购（Bagwell，1991）[11]等。从市值管理动机，股票回购更多是一种信息政策，具有信号传递作用（Buffa、Nicodano，2007）[12]，能够向市场释放股价低估的积极信号，因此当股价偏低时，企业倾向于采用回购的方式拉升股价（杨七中、韩建清，2013）[13]。黄虹、李焱（2014）[14]研究发现企业发布股票回购公告前后股价通常会出现超常收益，且在印度股票市场也是一致的结果，恰恰说明了利用股票回购进行市值管理的有效性。在新冠疫情、贸易摩擦等的阴霾下，投资者情绪低迷，股价一直停滞不前，为此政府在新修订的《公司法》中增加了“维护股东权益、公司价值所必须”这一回购条件，更加确立了股票回购市值管理的合法性。从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角度，Jensen（1986）[15]和Stephens、Weisbach（1998）[16]认为当企业现金流过多时，更容易引发代理成本，造成管理层过度投资、在职消费等行为，这时企业会采用股票回购以降低现金持有。总体而言，在目前股价波动明显的股市环境下，企业进行回购行为更多的基于市值管理动机。
2.2 理论基础
2.2.1 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交易双方信息持有存在差别，持有信息较充分的一方，在交易中往往处于优势地位，相反持有信息较少的一方，经济权益将会受损。因此为了交易能够顺利进行，信息优势方可能会向信息劣势方传递“真实”信息；信息劣势方也会观察对方行为，获取市场信息。
在信息不对称下，可能会产生代理问题、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首先在委托代理关系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相互分离，企业管理者只享有对重大事务进行决策的权力，并固定收取薪资，因此在所有者和经营者目标不一致时，管理者将会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进行在职消费和过度投资行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企业所有者难以准确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不能有效监督管理者自利行为。在此情形下，激励和约束机制能够缓和所有者和经营者利益冲突，引导和约束管理者行为。大部分学者主要从股权激励（吕长江、张海平，2011）[39]、社会责任披露（权小锋、肖红军，2016）[40]、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王萍、卜华，2022）[41]等方面治理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代理问题。
其次道德风险指签订合同的一方不承担其行为的全部后果，且做出不利于另一方利益的行为。道德风险在企业借贷关系中经常发生，债务人取得借款后，私自改变资金的用途，将其用于风险较高的投资项目，提高债务违约风险。企业也会对利润表进行隐性调节，逃避偿付义务。有研究显示股票回购通常伴随着盈余管理行为，加重债权人的信息风险。
第三章 股票回购与债务融资成本的现状分析 ...................... 23
3.1 历年回购政策 ................................ 23
3.2 股票回购特征分析 ................................... 24
第四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 37
4.1 股票回购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机理分析 ................................ 37
4.2 不同生命周期下股票回购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机理分析 .... 38
第五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 42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42
5.2 相关性检验 .......................................... 43
第五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首先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以明晰研究样本中各变量的分布差异，如表5.1所示。债务融资成本的最大值为0.066，而平均数为0.019，样本企业差异较大，说明有部分企业面临较高的债务融资成本、融资环境较为严峻，严重阻碍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债务融资成本最小值为0，有小部分企业并未采用债务融资的方式获取经营投资资金。研究总样本为17808，其中具有回购行为的样本数为3450，仅占总样本的19.37%。在政府多次发布鼓励企业回购政策和股价脱离企业真实价值的现实背景下，今后企业的回购行为有待进一步增加。股票回购的最大值为17.49，最小值为0，标准差为5.665，企业间的股票回购行为存在较大差异。而股票回购的平均值为2.737，大部分企业都选择小规模的回购策略，因为小规模回购方便企业调整回购方案以顺市而动，同时也不会因为大量资金流出企业而阻碍正常经营。
从控制变量来看，企业间市净率的差异较大，最低为0.56，最高为18.2，标准差为3.733，股票市场上市场价格通常受宏观政策、投资者情绪等影响，波动较大，使得市净率往往偏大或偏小。企业间总资产收益率差异较小，标准差为0.064，发展状况相似。其他控制变量间则没有较大差别。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我国回购热潮在2022年再度袭来，回购数量和金额依然保持较高的水平。据了解2018年股票回购才真正成为众多企业决策的重点，2018年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股市萎靡不振，而后政府为了重振股市，提高股民投资信心，在《公司法》中放宽回购股票的条件和范围。即使后续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回购股数和金额依然保持较高的水平。同时关于股票回购经济后果的文献研究也日益增多，已经涉及投资和经营活动，而作为三大基本活动之一的筹资活动却较少涉及。从我国企业融资现状来看，受金融环境趋严等影响，2018年样本企业融资成本相对较高；2019年金融环境趋向宽松，融资成本随之降低；在2020及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了减轻企业运营成本，中央紧急下调银行贷款利率、债券发行利率和民间借贷利率，使信贷市场和金融市场相对平稳。债务融资是企业获取资金的主要方式，而债务融资成本则体现企业获取资金的成本。当债务融资成本越低时，意味着企业获取资金越顺畅、越有能力支撑各项经营投资活动，因此企业总是寻求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途径，那么股票回购行为是降低债务融资成本还是提高呢？基于此，本文立足于中国股票市场上回购浪潮再次兴起的现实背景，探究股票回购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并将企业生命周期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内。通过研究，本文从现状分析和回归检验发现：
（1）股票回购与债务融资成本现状分析
第一，从回购企业数、回购总股数、行业分布及生命周期角度分析股票回购的总体情况，发现回购企业数和总股数逐年增长，即使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企业数和回购总股数也处于较高水平。另外制造业中，尤其是机械电子制造业、资源加工制造业更偏向执行股票回购决策。从企业生命周期角度，相比于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成长期企业才是股票回购的主力军。
第二，从债务融资成本总体分布情况、行业及生命周期分布，发现近几年企业总体融资状况相对改善，债务融资成本降低。制造业债务融资成本处于中等水平，非制造业中债务融资成本差距较大，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行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较高。另外衰退期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最高，其次是成长期、成熟期企业。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