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会计论文，本文主要研究税收征管数字化“金税三期”工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以企业避税为中介变量，利用温忠麟等（200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探究企业避税在上述二者之间起到的中介作用。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在世纪疫情的影响下，百年变局加速推进，我国经济发展下行压力不断增大，2021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重压力，表明经济下行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需求、供给和市场预期变化。内需潜力大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所以要扩大内需，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内需包括消费和投资，与消费相比，投资政策乘数效应大，较少受到疫情因素制约，政策效果快，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更大。所以，有效投资是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对于稳定我国宏观经济大盘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提高投资效率，减少非效率投资对应对经济下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如图1.1所示，虽然我们国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呈现增长趋势，由2013年的446294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696927亿元，增长率高达56%；但是，高投资并不意味着高效率，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社会企业实际增量资本产出比维持着4.5-5.0的高水平上，意味着我国企业投资数量上呈增长趋势，但质量上并不高，非效率投资普遍存在。2020年的我国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扩大有效投资”，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指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切实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投资效率的重视程度。因此基于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探究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自我们党召开十九大以来，深化“放管服改革”是保障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途径，“管”是指监督管理方式，数字化经济背景下我们只有利用有创新性的监管方式才能顺应时代发展。细化到税收领域，这要求我们推动税收征管现代化改革和数字化升级。2020年底，中深改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强调要变革在实施税收征管时的理念并升级税收征管手段，更好发挥税收征管对政府治理的基础作用、支柱作用和保障作用。
1.2研究内容与方法
1.2.1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内容按照如下章节依次展开：
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思路框架以及可能的创新。
第二章，文献综述。首先，阐述了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发展，梳理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分析了税收征管数字化的经济影响，包括税收征管数字化与企业避税、投资行为、投资效率等方面的关系；接着，对关于非效率投资产生原因和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其次，对企业避税的经济后果相关文献进行基本梳理；最后，对相关文献进行了评述，找出本文的切入点。
第三章，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首先，对本文涉及到的税收征管数字化、企业避税和非效率投资进行概念介绍，接着提出委托代理理论基础、信息不对称理论基础、最优薪酬契约理论基础和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理论基础。
第四章，制度背景与假设提出。首先，对本文的制度背景“金税三期”工程进行详细介绍，包括金税工程系列的发展历程、“金税三期”工程的试点进程、“金税三期”工程的建设过程和“金税三期”工程的主要功能。其次，基于理论基础，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和过度投资的作用、税收征管数字化对非效率投资作用的中介路径进行理论分析，并由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第五章，研究设计。首先，介绍本文的样本选取和按照常规必要的方法对样本进行筛选的过程；接着，参考现有相关研究进行变量的设计与模型的构建；最后，对处理好的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第六章，实证结果。首先，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非效率投资的作用：第一步，按照是否实施“金税三期”工程政策对非效率投资水平进行单变量均值和中位数差异检验。第二步，按照模型，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分别与非效率投资和过度投资的假设进行回归，还检验了企业避税在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中发挥的中介作用，得出实证结果，验证假设。第三步，检验了企业产权性质、机构投资者持股、内部控制和征管机构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对非效率投资作用的影响，得出实证结果。第四步，为了提高本文基本结论的稳健性，开展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安慰剂检验、剔除其他政策影响和替换关键变量衡量方式。
第七章，结论与建议。在总结梳理前文所有内容的基础上，得出最终研究结论，并且结合企业现实背景，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给出可行的建议。最后，提出本文的研究不足和研究展望。
第二章文献综述
2.1税收征管数字化的相关研究
2.1.1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发展
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基础是税收征管信息化，也就是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利用计算机技术。美国是最早将计算机技术应用在税务信息的收集过程中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信息系统学家理查德·诺兰提出了关于信息化发展的“诺兰模型”。此后，他在此模型的基础上，将税收信息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动化办公的应用时期，第二阶段是税收征管信息系统的建设时期，第三阶段是业务整合和流程再造时期。20世纪90年代，信息化研究专家米歇尔在“诺兰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数据集成阶段。以上两位学者提出的信息化发展进程相关理论为后来学者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指导。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税收征管由信息化向数字化转变，数字化为税收征管带来不小的机遇。Lagodiienko et al.（2022）运用文献计量和抽象逻辑等科学研究方法研究了乌克兰税务管理数字化的机遇与风险，认为数字化进程已经覆盖社会各个领域，尤其是在税务管理方面，论证了税收管理数字化能够提升税收动员过程的效率。Li et al.（2020）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分析了“金税三期”工程的税收遵从效应，研究发现实施“金税三期”工程政策，提高税收征管数字化水平能将避税水平降低了1.88个百分点，且这种影响在税率较高的公司中影响更强。王向东（2014）提出大数据为管理税务数据带来了强大的技术手段，指明了税收征管模式变革方向，为税收征管模式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杨莎莉（2022）认为税收征管数字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传统方法下税务信息逐级上报导致的滞后性问题，帮助税务部门及时了解企业经营状况，提高征管效率。包东红（2022）提出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不仅提高税务部门执法效率和企业纳税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税务遵从风险和执法风险，最重要的是还能将税务数据反哺数字政府平台和市场。
2.2非效率投资的相关研究
2.2.1非效率投资产生的原因
投资效率是指企业通过投资活动创造的一种资源配置状态，高效率的投资可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然而在现代经济中，非效率投资普遍存在。自20世纪70年代起，国外相关文献已经开始研究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根本原因，被广泛接受的观点认为“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是非效率投资产生的根本原因”，现在这一观点已成为广大研究者的共识。
首先，委托代理问题会通过道德风险引发企业非效率投资。Jensen andMeckling（1976）认为两权分离背景下，管理层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和空间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会严重损害股东价值，造成非效率投资。Stulz（1990）通过构建模型得出结论：管理层自由裁量权失衡这一代理问题会引发过度投资。在企业拥有充足现金流的情况下，为了提高自己在行业中的地位及获取更多的经营决策权，管理层趋向于不断扩大企业投资规模，最终导致过度投资；同样地，管理层自由裁量权失衡也会通过恶化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导致企业投资不足。在企业面临现金流不足的情况下，管理层出于对自身承担风险的考虑会放大现金流不足的程度，错失优秀的投资项目，导致投资不足。Hart et al.（1995）通过分析公司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契约结构和公司财务情况，认为管理层的个人声誉、职场晋升情况与企业规模是相关的，因此管理层趋向于构建“企业帝国”，从而导致企业过度投资。
其次，信息不对称问题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是引发非效率投资的重要因素。Myers et al.（1984）借助大量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探究信息不对称的后果。研究结论表明企业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投资者无法收到企业真实的财务信息，拥有投资价值的企业无法筹集足够的外部资金，造成投资不足。
第三章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16
3.1基本概念............................................16
3.1.1税收征管数字化..........................16
3.1.2企业避税.........................................16
第四章制度背景与假设提出.....................20
4.1制度分析...................................22
4.2假设提出......................................22
第五章研究设计.......................27
5.1样本选取.......................................27
5.2变量设计...................................27
第六章实证结果
6.1回归分析
6.1.1税收征管数字化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本文首先根据据是否实施“金税三期”工程，对非效率投资进行分组检验，表6.1报告了该分组检验的结果。从表6.1可以看出，在未实施“金税三期”工程组中，非效率投资水平均值（中位数）为0.045（0.029），大于已实施“金税三期”组的均值（中位数）0.036（0.023），并且差异为0.009（0.006），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分组检验的结果与相关性分析的结果一致，与未实施“金税三期”组相比，已实施“金税三期”组的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更低。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降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即税收征管数字化“金税三期”工程能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且缓解企业委托代理问题，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该结果初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1。
第七章结论与建议
7.1研究结论
当前，“金税四期”工程建设已经开始，税收征管数字化建设已经成为新时代的必然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税收征管数字化“金税三期”工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对客观评估“金税三期”工程的政策效果和激发企业投资活力具有重要意义，并能为“金税四期”工程的实施提供依据。
“金税三期”系统工程作为税收征管数字化的重要里程碑，为研究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提供了准自然实验场景。本文主要研究税收征管数字化“金税三期”工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以企业避税为中介变量，利用温忠麟等（200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探究企业避税在上述二者之间起到的中介作用。在实证层面，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借助“金税三期”工程这一准自然实验，建立多期双重差分实证模型，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并实施系列稳健性检验。此外，本文还通过产权性质、机构投资者持股、内部控制、征管机构异质性检验丰富文章内容。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企业非效率投资。这是因为税收征管数字化“金税三期”工程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和提升信息透明度，优化资本市场资金配置效率，间接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另外，税收征管数字化“金税三期”工程使得税收征管方式从结果监督转向过程监督、税务稽查方式由重点客户监督转向大数据全样本监督，缓解了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减少了低效甚至无效侵占公司利益行为，直接抑制了企业非效率投资。所以，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企业非效率投资。
第二，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企业过度投资。这是因为税收征管数字化“金税三期”工程带来的过程监督税收征管方式形成了对管理层过度投资行为的震慑效应，同时大数据全样本监控税务稽查方式提高了管理层过度投资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所以，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企业过度投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