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会计论文，笔者认为企业跨区域投资是在企业自主地在全国范围跨地区配置资本、劳动力、科技资源和无形资产的过程，是资源实现跨区域配置的重要方式和打破市场分割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中国地方政府为GDP和财税竞争的发展模式，地区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地方保护，由此造成了市场分割的局面。
1.导论
1.1选题背景及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地区间不平衡不协调带来的发展成本却一直存在，并有扩大趋势（盛来运等，2018；唐为，2019）。而上述问题的产生不免与地方保护有关。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和官员围绕GDP和财税竞争，利用行政手段干预资源外流，从而形成了地区间市场分割的局面。研究表明，除产品和服务市场外，中国的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产权市场都存在大量的地方分割现象（银温泉和才婉茹，2001；钱学锋等，2012），这成为资源跨地区配置受阻的重要成因（方军雄，2009；宋渊洋和黄礼伟，2014）。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区域间的市场分割虽然有所缓解（Fan and Wei，2006；陆铭和陈钊，2006），但是目前各类地方性政策下形成的地方保护依然存在，市场分割问题仍未得到完全解决（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了诸多重大转变，地方政府面临的问题不再局限于单一行政区内部，越来越多的经济性事务具有外部性或全局性（唐为，2019）。因此，全国性市场一体化建设、地区间经济联动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全国统一市场建设，中国政府已经做了多方面工作。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该《规定》要求地方政府改变或撤销属于实行地区封锁或者含有地方封锁内容的规定。2013年，十八届二中全会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该《方案》中列出了多项任务，其中一项便是“消除地区封锁，打破行业垄断，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开放、公平诚信、竞争有序”。2016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打破地区分割和隐性壁垒，推动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阐释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发展的不平衡是矛盾的重要方面，并提出地区协调发展战略，要求“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2018年11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立足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深化改革开放，坚决破除地区间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加快形成统筹有利、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央一系列政策或指导意见的出台突显了破除地区市场分割问题的重要性，也突显了这一问题的顽固性。正如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所指出一样，目前国内的经济并非对外开放不足，而是对内开放不足。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中美战略博弈不断加剧，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国内方面，202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推动各类要素资源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对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基础性的战略意义。
1.2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1.2.1研究目的
本文以央地关系集权与分权理论、财政分权理论、政治锦标赛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的为分析工具，结合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分析框架，通过理论阐述与实证分析，分别讨论央地财政关系、央地政策关系和央地人事关系对企业跨区域投资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尝试给出合理的逻辑解释。在此基础上，考察上述关系中可能存在的差异性，以及相应的经济后果，以期对现有关于企业跨区域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形成有益补充，同时也为现实中企业的跨区域发展和促进资本在地区间流动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本文预期达到的目的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从央地关系视角出发，理论分析以纵向财政不平衡所体现的央地财政关系、以异质性产业政策所体现的央地政策差异、以官员异地交流所体现的央地人事关系三方面对企业跨区域投资行为的影响，揭示出上述三方面的央地关系对企业跨区域投资的影响机理和微观经济后果。
第二，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纵向财政不平衡程度、不同类型产业政策以及官员异地交流对辖区内企业跨区域投资的影响，并根据作用路径选取具体的可能造成影响差异的因素作为异质性分析变量，实证检验这些因素对央地关系与企业跨区域投资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地，分析检验企业跨区域投资对创新产生的影响，以及上述三方面央地关系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
第三，在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特定的经济环境和制度背景，为相关政策部门推动要素资源跨区域流动和企业发展提供参考意见和建议，并为学科认识和评估企业跨区域经济后果提供思路，进而引导企业科学投资，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2.文献回顾与评述
2.1企业跨区域投资相关研究
企业跨区域投资或并购是存量资本的再配置，也是资本跨地区流动的微观过程（王凤荣和苗妙，2015）。目前，学术界对企业跨区域资本流动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研究颇为丰富，且涉及多个学科领域。从国外文献来看，主要集中于对发达国家企业跨国投资行为的研究。早期文献偏向于从地理因素或经济因素角度，如地区资源禀赋、市场规模、劳动成本和产业集聚等，对企业跨区域投资给出解释（Higgins and Savoie，1995，1997；Dunning，1998；Krugman and Baldwin，2004）。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学者们也逐步关注到税收政策、法律和政治等正式制度因素对企业跨区域投资行为的影响。例如，Boskin and Gale（1987）研究发现，税收政策是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和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税收优惠政策不仅会刺激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还会吸引更多的国外投资。Reese and Weisbach（2002）、Rossi and Volpin（2003）则关注了法律保护制度对跨国投资的影响，前者发现投资者保护环境薄弱的国家的企业更倾向于到投资者保护更完善的国家进行上市；后者则发现在投资者保护更好和会计准则更完善的国家，企业跨国并购活动更加频繁，且通常会选择投资者保护更差的国家的公司作为并购目标。与此同时，一些非正式制度因素，如腐败程度、政治稳定性、文化特征也成为国外学者们审视企业跨区域投资的视角。如Habib and Zurawicki（2002）研究发现，被投资国家的腐败程度以及主投资国与被投资国的腐败程度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都具有负面影响，原因在于投资者认为腐败会降低运行效率，因此他们会尽量避免到腐败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投资。Bhardwaj et a1．（2007）对43个国家的国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国家文化特征对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到不确定性更小、社会信任度更高的国家进行投资。Busse and Hefeker（2007）基于83个发展中国家1984-2003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内外部矛盾、腐败和种族冲突、法律和秩序、政治民主性以及行政质量等因素对外国直接投资具有重要影响。
2.2纵向财政不平衡相关研究及评述
2.2.1纵向财政不平衡的经济后果
纵向财政不平衡是当前中国政府财政关系的一个典型事实，同时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发现，纵向财政不平衡对政府行为产生了众多负面影响，例如，降低中央（联邦）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加剧地方（州）政府的税收浪费行为（Madden，1993；Grewal，1995）；降低地方政府的公共教育服务质量（Reinikka and Svensson，2004；Galiani et al.，2008）；降低国家收入再分配能力（Bouton et al.，2008；Eyraud and Lusinyan，2013）；增加了政府债务（Aldasoro and Seiferling，2014）等。
针对中国政府间财政不平衡的经济后果，一部分文献关注了纵向财政不平衡如何加剧地方政府财政缺口和财政压力，并在中国特定的财税体制条件下进而引发了一系列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行为。例如，江庆（2006）分析了中国1978-2003年的财政不平衡状况，发现中国分税制改革后，随着财政缺口增大，地方政府在举债受到严格限制的条件下，会通过扩大预算外收入的途径以弥补财政缺口。孙秀林和周飞舟（2013）认为中央财权的集中使得地方政府逐步走向了以土地征用、开发和出让为主的发展模式，从而形成了土地财政；贾俊雪等（2016）根据中国2001-2007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验证了纵向财政不平衡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作用在经济落后地区更加显著，这表明财权与事权错位加剧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在此逻辑下，宫如凯（2015）的研究进一步延伸到对房价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控制了经济基本面、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等条件后，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不平衡是引致其追求土地财政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地方土地财政规模和房价与财政不平衡性存在着显著的正向效应，且土地财政规模是财政不平衡性推动当地房价上涨的中介因素。李永友和张帆（2019）基于中国地方层级政府数据研究发现，财政体制的垂直不平衡增加了地方政府支出压力，进而激励了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而在中国现行财政预算法约束下，地方政府的举债融资激励现象主要体现在预算法框架外的地方政府平台举债行为。
3.央地关系与企业跨区域投资：理论概述 ................ 31
3.1核心概念的界定 .......................... 31
3.1.1央地关系 ..................................... 31
3.1.2跨区域投资 ..................................... 34
4.央地财政关系与企业跨区域投资 ........................... 42
4.1引言 .................................... 42
4.2制度背景分析 ............................... 44
5.央地政策差异与企业跨区域投资 ............................. 89
5.1引言 ............................... 89
5.2制度背景分析 ..................... 92
6.官员异地交流与企业跨区域投资
6.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央政府财权、税收权、企业管理权限的逐步下放，地方政府围绕“GDP锦标赛”和“税收竞争”的双重压力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周黎安，2004），由此引发了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行为，导致地区间严重的市场分割局面（银温泉和才婉茹，2001；郑毓盛和李崇高，2003）。市场分割在短期来讲有助于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但是长期来看却阻碍了地区间的资源流动，不利于规模经济的形成和市场竞争机制的运行，更有碍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陆铭和陈钊，2009）。市场分割问题的存在也成为微观企业跨区域投资的重要障碍（方军雄，2008；宋渊洋和黄礼伟，2014；曹春方等，2015）。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企业的异地投资相比本地投资而言会面临更多的政府干预和监管，由此会增加更多的交易成本，异地投资行为受到较大的限制（潘红波和余明桂，2011）。对于如何破除上述问题，学者们从构建政治和社会关系（夏立军等，2011；潘红波和余明桂，2011；曹春方和贾凡胜，2020）、增加交通设施（马光荣等，2020）等角度提出了解决之法，但是，鲜有文献从官员人事管理的视角进行探讨。本文尝试从中央对地方的隐性治理——人事调整的角度，探讨官员异地交流对流入地企业跨区域投资的影响，以期为降低市场分割、促进资源跨区域流动和建设全国性统一市场提供一个新视角。
在中国富有特色的政治制度中，干部人事治理制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官员交流制度是极具重要的一种人事安排。由于官员人事调动，尤其是省级党政“一把手”的任免绝对权力在中央，因此对省级官员的人事交流安排充分体现了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官员交流机制是中央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中央打破地方势力和净化政治生态的意志体现，更是加强中央与地方信息畅通的有效手段。由此可见，从某种角度来讲，官员交流制度是中央政府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落实区域发展战略意图的一个重要安排。
7.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7.1主要结论
企业跨区域投资是在企业自主地在全国范围跨地区配置资本、劳动力、科技资源和无形资产的过程，是资源实现跨区域配置的重要方式和打破市场分割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中国地方政府为GDP和财税竞争的发展模式，地区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地方保护，由此造成了市场分割的局面。这使得企业跨区域投资行为受阻，对于国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以及要素自由流通都存在负面影响。长久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强以及国内“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尤其突显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2020年9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明确指出，要“加快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良性循环，塑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强化竞争政策作用”。显然，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从某种程度上，统一的“跨区域公司”是市场一体化是否真正实现的重要标志（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因此，如何促进企业跨区域投资和发展对于建设全国统一市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基础性的战略意义。
学术界对于企业跨区域投资的动机和影响因素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在如何推动企业跨区域投资上提出了丰富见解，如通过建立政治纽带（夏立军等，2011）、加强地区信任建设（曹春方等，2019）、构建社会网络（曹春方和贾凡胜，2020）和增加基础设施（马光荣等，2020）等方式来实现。本文认为，除地理因素外，中国地区环境差异背后的制度性因素起着重要作用，而在诸多制度安排中，央地关系的制度安排是最根本的，它深刻影响着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动机，以及地方政府官员与企业行为逻辑。因此，从央地关系这一根本制度安排的视角分析企业行为极为必要。基于此，本文从央地关系视角出发，以央地关系集权与分权理论、财政分权理论、政治锦标赛理论以及资源基础理论为基础，结合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分析框架，研究了央地财政、政策和人事关系如何影响企业跨区域投资行为及其作用机制，得到了三个方面的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