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会计论文，笔者认为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在部分高危行业试点的方式，定期展开商誉的风险提示与披露，披露的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企业业绩补偿承诺完成情况、选择的商誉减值测试方法及近期测试结果、第三方机构对企业内部资产的风险评估提示等种种与商誉有关的问题。
1绪论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2021年，恰逢“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之时，习总书记在2021年的多次讲话中接连强调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明确新时代更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宏观经济稳定性增强的发展，要牢牢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而影视文化行业深入万千百姓家，与国民价值导向培养、人民生活幸福指数息息相关。同时文化影视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先锋行业，更代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对于资本市场的稳定、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后劲以及当前民众的经济信心都起着重要的靶向作用。
2018年11月16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会计风险监管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使得商誉减值测试不再是由企业主观决定，而是强制性的无论减值是否存在，每年年末都必须进行减值测试。并且不得再以业绩补偿为借口绕开减值测试。该风险提示的出台表明了国家监管部门对于资本市场近年来频发的高额商誉减值案例的高度关注。尤其是自2013年以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回暖以及国家对于企业并购重组活动政策的放宽以及鼓励，我国A股市场的并购活动呈现一个井喷的现象，而在这些并购交易中，并购企业为了快速提升资本，拉升自身股价，其并购活动大多属于高溢价，高估值的收购，因此积累了巨额并购商誉。根据wind数据库整理，我国A股市场自2013年以来的商誉及商誉占归母净利润比重如图1.1所示。
.2研究内容与方法
1.2.1研究内容
文章第一部分为绪论。在绪论部分，首先说明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然后在文中交代自己的研究思路，明确文章主线支线，接着再依据文章的思路做一个具体的内容阐述，对本文创作过程中运用的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一个归纳。再而是对相关文献的分析与综述，首先从商誉的本质入手，向商誉的初始确认与后续计量展开，其次对于商誉减值及其产生的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展开综述，然后对学术界关于商誉集中讨论的几个重要节点进行展示梳理。最后，提出本文的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
第二部分主要对整个商誉体系的理论做一个全方位的介绍，首先是对商誉的本质及其定义，重点探讨商誉的初始确认与后续计量的概念。然后是商誉形成与减值的理论基础，重点阐述三元理论以及三元理论之后学术界认可度较高的研究成果。然后是对于商誉减值测试方法与商誉减值的经济后果的相关理论。最后是对于商誉减值与盈余操纵，业绩承诺等方面相关联系，从而对接下来的案例分析奠定一个系统的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则是基于整个影视行业的一个基本面分析，探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影视企业中商誉在其资产中占据重要地位。主要从行业背景以及行业的并购情况入手，由现有的商誉现状进行原因探析，并对其后续计量的现状进行一个归纳总结。
第四部分则是对案例公司的一个系统阐述，主要包括对案例公司的一个简单介绍，然后从该公司巨额商誉的形成过程入手，结合当前社会经济以及新冠疫情情况，重点关注企业并购的高溢价率，公司业绩承诺完成状况和近期公司经营发展目标回顾其这个流程以及最近的巨额商誉减值的信息披露情况。
第五部分是对该案例的具体分析，由当前企业的具体情况与上文中的相关具体理论相结合，从万达电影的巨额商誉形成确认过程着手，重点关注企业减值迹象与减值时机的选择，综合企业的相关信息披露情况，深入挖掘企业商誉累积和进行商誉减值的动机。全面分析由此所产生的经济后果。
第六部分则是由上述案例所得到的启示以及相关的结论建议，针对目前会计准则中对于商誉部分需要进一步界定、完善的地方，对于上市公司以及监管层面的一些相关建议。
2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相关概念
2.1.1商誉的概念
“商誉”一词最早见诸于十六世纪中后期的英国会计学家Leake在“CommercialGoodwill”一文的表述。在最开始仅仅是对于企业在经营活动中除却有形资产之外的一切有利条件。具体包括像“人们日常对于企业产品的信仰与习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所积累的良好声誉”、“政府的支持力度”等等无法用资产来具象化的经营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生产力、资本经济以及社会思想观念的变革，在二十世纪初，商誉进一步演变为导致超额利润的一切因素。
而在会计学界，商誉又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内生商誉，一类是外购商誉。内生商誉指的企业在自身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形成的用户忠诚度、品牌影响力等等可以为之获取超额收益的声誉形象。而外购商誉也称合并商誉,是企业在进行战略扩张、企业并购过程中高额溢价所堆积形成的。其中合并商誉又有正负商誉之分。
2.1.2商誉的初始确认
商誉的确认一直是商誉会计理论处理中讨论最为激烈和复杂的问题。因为商誉的确认问题是与之相关的计量、记录、报告的前提与基础，之后的许多商誉相关问题都要依据商誉的确认来展开。首先是自创商誉的确认，虽然在学术界大多数人对于自创商誉持认可态度，但具体到实务却并没有一个统一具体的标准，在各国的会计准则中都没有明确描述。像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所发布的IAS22和我国的《具体会计准则》,均明确规定只有出现合并商誉时才作为一项资产入账，这就使得商誉的确认只能是在企业并购行为发生时才能出现。英国的标准会计惯例公告《商誉会计》也进一步指出合并商誉与并购商誉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但由于会计计量的限制，内生商誉至今并没有一个精准的评估方法，因此习惯上将其抛出会计之外，而外购商誉则有明确的商誉计算公式，可以依靠公式将商誉计算得出。
2.2理论基础
2.2.1三元理论
三元理论是对于商誉性质的认识，早在十九世纪末期便已对此展开讨论。到目前为止，在会计的角度对商誉性质的认识有三种解释，分别是（1）好感价值论（2）超额收益价值论（3）总计价账户论。因此又统称为三元理论。
“好感价值论”着重于企业外在的无形有利条件，例如客户对于企业的偏爱、企业有利的地理位置、企业在整体行业中所取得的先发优势以及独占的特有资源等等，是一种早期的非物质资产优势归纳。它倾向于将企业并购活动中买价超过所取得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归于无形资产。其合理性在于很好的将人们对于企业印象这一无形价值考虑进去，而人们对于企业的良好印象无疑会使企业取得超额收益。但其缺陷在于人们的主观印象很难用货币准确计量，从而使得商誉无法进入会计科目准确计价。
“超额收益论”则是认为商誉是超出企业正常经营而得到的额外收益。是对于企业收益能力的评价，其价值的确定取决于受让和让出企业的交易行为。超额收益论的价值体现在它恰到好处的抓住了商誉的本质，将商誉由过去的虚无缥缈上升到了资产这一实体，虽然在现代会计看来可能仍有失偏颇，但在当时已然是商誉理论的一大进步。但遗憾的是该理论并没有进一步向深处延入，从而使其只是流于了表面。
“总计价账户论”在前两种理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将上述两种理论进行了一次粗略的整合，它认为商誉既要充分考虑其内生价值，即管理者才能、用户粘度、独特竞争优势等。并且认为这些优势应该得到具体的资产体现。因此总计价账户论的核心是创造性的提出了未入账资产这一概念，在某些方面定义了商誉的某些特征。但该理论热衷于以数理计算的方式得出这些未入账资产的具体价值，从而在会计科目中有所体现，从而背离了会计的谨慎性具体原则，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使其从一种定性理论变成了一种数学计算方法，失去了定性理论的地位。
3影视行业商誉形成及后续计量分析.....................................19
3.1影视行业背景及并购概况....................................19
3.1.1行业背景..............................19
3.1.2并购概况...................................22
4万达电影巨额商誉形成及减值案例介绍................................36
4.1万达电影公司简介...............................36
4.2行业地位..........................................38
4.3巨额商誉的形成................................39
5万达电影巨额商誉减值原因探析及问题探究.........................51
5.1后续巨额商誉减值的原因探析.........................................51
5.1.1收益法评估模型的不确定性...............................51
5.1.2业绩承诺不达标..................................52
5万达电影巨额商誉减值原因探析及问题探究
5.1后续巨额商誉减值的原因探析
5.1.1收益法评估模型的不确定性
众所周知当前国际上通用的企业权益评估方法主要为为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市场法对于交易标的的估值条件相对严苛，也更接近于市场报价，但市场法的应用一般要求企业处于充分活跃且交易自由的完全市场，参照物的数量、交易数据的取得都必须保证真实、及时、有效，所以导致大部分的企业并购估值行为因条件不充分而使得市场法应用受阻。成本法则是主要建立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如重置成本的计算或产品成新率的计算与完全重置产品的比较等。由于历史资料的易取得性和计算的简洁性，成本法是三种估值方法中应用最广泛的估值方式。但具体在影视行业中，这两种方法都收到了一定的限制。在文章开头中便已提到影视行业中实物资产占比极低，且影视行业的特定点是前期高投入且盈利不明显，历史投入，历史资料对于相应的发展盈利并不会形成一个相对明显的比例函数。因此收益法的估值方式便在影视行业的并购估值中得到广泛的受用。
不同于市场法和成本法具有明确的估值公式，收益法更看重于企业的未来盈利能力，这对于以轻资产运营为主的影视互联网行业可以充分衡量其未来发展能力，使得估值不仅限于当下的实际资产状况。但这种估值方式也相应造成了在估值过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历史交易资料支撑与市场同业比较，估值中主观性较强，往往产生高额的并购溢价。具体详见表5.1.
6研究结论及建议
6.1研究结论
本文整体以案例分析法为主体，过程中穿插统计分析与事件研究法，在经过大量的分析，计算后得出有关影视行业和万达电影商誉减值的以下结论。
（1）影视行业内高商誉的形成原因。作为以轻资产为主要特征的影视行业，在2016年后成为商誉爆雷的重灾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但在本文经过行业整体的统计分析后，在诸多原因中挖掘到导致行业内高商誉的形成最本质的原因还是高溢价的并购，进一步细说的话便是收益法评估模型的人为主观性造成了并购定价的人为可操纵性。其次是资本的盲目涌入，短期的逐利性使得资本炒作占据行业主流，从而使得高溢价并购成为市场操作的工具，在短期吸引巨量流量，完成资本收割。然后就还有诸如盈余管理，变相完成业绩承诺目标以及国家政策收紧等原因。但对于2020年影视行业将一切罪责都归于新冠疫情则是有失偏颇。新冠疫情确实带来了整个行业的低谷，使得业绩下滑成为不争事实。但新冠疫情明显只是影视行业内爆雷的导火索，只是使得行业内某些企业的问题提前得到暴露而已。
（2）而对于万达电影的两次巨额商誉减值，通过系统计算和前因后果的分析，发现其与整个行业的商誉问题有存在共性之处，但明显也有着自己的特点，以下是有关万达电影商誉减值的相关结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