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有其师必有其徒，或者名师出高徒，老师皓首穷经，兀兀穷年，希望既是经师又是人师。老师的教泽反映在学生的教育论文思想又行为中。但我们对于好些事情委实也无能为力了学生挂牌子出租照相排，出售升学考试匀题、一乃至办气功班收些小费，讲究经济效益，社会风气如此，我们也是束手无策的。如果领导要端正办学思想，凡事多为学生设身处地，改善他们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鼓励他们奋发向上，和教师合作，也让教师在教育改革的洪流中一展身手，按照教育规律办事，难事也可能转化为易事。
在十多年前，中国大地，“文化大革命”闹得不亦乐乎，吹起产大学，大家都来学”的号角，于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贤者避其世”，风界吹一吹，大学就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现在我们还在医治创伤，休养生息，并开足马力，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目标奋剪前进。
看来，大学不可能大家都来学，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普及大学教育的国家。大学要有胜任教学和科研的教师‘只择优录取一小部分的学生，还要有校舍、图书、仪器、设备，“大家都来学，乃是10个世纪以后的事，目前我们还要先扫除文盲，普及义务教育，打好教育的基础。
这里且不说大学，专门谈一谈大学的理想。假如世界的大学，不符合我们的心愿，而将它们打个粉碎，那么我们将建立什么样子的大学呢?我们不希望每个国家的大学都一个模样，总须将大学凝成民族的传统，或民族的气质，每个国家、民族，都有学者和科学家，尽管胸有城府，各有见地，而大学的功能，必然是:保守知识和思想;解释知识和思想，研究学术，探求真理多培养人材，负责实行。
这四种职能，自然落在学者、科学家肩上。当然，教育还有其它任务，大学不过是诸种教育工作之一，它如普通教育机构，各有自己特殊的使命，各行其是。现代大学是否负起自己赋有的使命，或者有否僧越非干己事的业务，我们还须进一步加以考察。
知识和理想的保守二通常被看做大学的任务，或者唯一的任务。大学无论怎样变革，新思潮尽管在激荡，大学也依旧保守着人类的精神财富，在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难道大学也是保守的吗?是的，当风雨晦嗅，大学还是安常履素的。
因此，有创见的思想家，能开拓的研究者，不能看做大学教授唯一的典型。他们往往具有高大的形象，常常有深刻和远大的影响。但现代的大学，也需要有各式各样的人物。教师自己对于学术的贡献，还不如对于学生所产生的影响。创立了剑桥生理学派的福斯特(MichealFOrster)，虽不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却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大学教授，他以精深的方法，排除了心理的享乐。同样，鲍尔生(paulsen)也不见得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而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大学教授，他以果决的判断，指引许多人，从迷惑的生活、纷乱的思想中，找出自己来。他的贡献，能享受的只有成熟的学生，这就是一个大学首要的准绳。大学教授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责任，研究学术，教好功课的责任，而非对学生的心理，或者对学生的父母的心理负责。19世纪，欧洲大陆的伟大导师及其门徒之间，为什么能够那么美满、那么和谐、那么亲切，那么虎虎有生气呢全那就是创造性的活动，自发的、批判的追求，一言以蔽之，没有实际的责任(disin-te比st)而已石如此，现代大学就应该发扬而光大之，大学对于教学和科研，继续保持于弗堕，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
增进学术，解决问题，以及探讨真理，是彼此互相联系的词语。一个人的眼光不管盯在哪里，总可以自己相信自己，且看一看大学这个领域罢，大学的关系较少，接近较难，也较危险。因此之故，一个国家的治乱，越不可忽视。民主政治的醒觉，引起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种种何题。没有利害关系的学者，孜孜不倦轴以智慧的行动，研究社会最需要解决的学伺，交给政治家去实行。现在的假说、犷理想、辞章、文采，为现代世界开拓新途径，多少有些废弛了。人类盲目、无知的举动应该停止，而文化的提高，学术的扩充，更不能纤缓、停止或踌躇，学术之向前迈进是没有止境的。
美国独立革命后，200年之间，一种实际主义哲学的革命，开花结果了，稀疏的乡村人口，竟增至2亿以上，蒸汽机和电力的应用，使农业转为工业，繁华的都市，纷纷出现，巨量的财富，不断激增，而社会的纠纷，越来越复杂，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如果想从政治家、资本家那里求得改进的办法，等于向瞎子问路。这样，大学就应当保护和发展无须负实际责任的思想家、实验家、发明家、教师和学者，使他们了解社会生活现象，探讨社会生活现象。
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有伟大的学者，都能随时、迅速完成应尽的责任。对于政治、经济思想，但以能够摆脱行政的负担、困难的劳役为条件，也要增补一些生活的供应，使他们无忧无虑地去研究学间。须知研究学问与社会的活动成果，恰成反比例。我们认为训练负责实际工作的人物，能赚钱，会当官，那并不是大学的责任，政治社会间题的学者，新闻记者，实业家，富商，元帅，国会议员之间的鸿沟，大学是不能填平的，只有等社会用其它方法去弥补。也许不能希望有更好的教育机构能够填平，大学虽然也允许有文化的人对事业作出特殊贡献，但这不是我们所要关心的。
再进一步说，在大学，研究中古的史跻，研究拿破仑历次战役的金融;又如研究普鲁士之兴起，美洲殖民地政府的起源;再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霍布士的理想。这些题目，虽然十分烦琐与陈旧，却被认为是适当的学术，因为都可以在图书馆埋头攻读。未免太可笑了。
就学术的立场而论，与其研究李嘉图(D.RicardO，1772-1823)，不如研究凯因斯(Keynes，1883一1946);与其研究美国历史上的内债，不如研究国际纷争的贷款，与其追溯实业革命初期的演进，不如研究实业革命的结果。这岂不是更适当的方式吗?为了发掘叙利亚的王宫，花了大量金钱而组织远征队，这固然是大学教授应当承担的责任，而煤矿的罢工，中东的不安，石油的纷争，种族的隔离和斗争，等等，难道只让政治家、新闻记者、旅行家才去研究吗?活生生的问题，难道一定要等到成为历史的陈迹，才能染指吗?不，不是这样，疑难生于倾刻之间，现在科学家的任务，就要像扑灭大火一样，立刻行动起来。现在研究社会现象，比之希腊学者，中古学者容易得多。“如果学者的眼前，真的浮现出希腊共和国，罗马殖民地，试想学者将何等愉快呢”。大学的价值，大学的威望，还没有被轰炸机、导弹摧毁，今日的世界、民族、传统、观念的纠纷，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冲突，战争与和平的激荡，善恶的、哲学的矛盾，繁嚣的都市，宗教的斗争，财富的掠夺，离奇物质力量的追逐，如崎岖乱石，堵塞在我们的前路，要求大学捷足先登。在大学里，探讨着学理、分析着政治经济间题，化育着理论和实践，议论着真理，陶冶着继往开来的人材，培养着有觉悟有抱负的人和审思明辨的思想，大学自己甘心情愿，把这一切奉献给这个世界，重新创造工作，产生无可比拟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
科学史证明，需要的满足，不是没有危险的，同时也包括一个警告，科学家也必须审慎地工作。化学之役有进步，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存心想把丹砂炼成长生不老的妙药，想把废铜烂铁，变成贵重的黄金，现在暂时不考虑实用，化学就进步了，今天，化学的理论和化学的实践，互相促进，就是证明。再如医学，临床科学脱离了应用，有所发展，许多疾病，才弄清了头绪，医生临床治病，就得心应手了。至于社会科学虽然尚未达到自然科学的境界，但社会科学家从科学的立场，来选择间题，构成间题，解决间题，探求和发现规律性的东西，至于实行与应用与否，那是后一辈的事，就不足介意了。
我们主张大学应该和现实世界相接触，同时仍居于无实际责任的地位。这两种设想会互相矛盾吗?大学研究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如果脱离了实际，她将一事无成;如果包揽一切，她将会带来纠缠不清的头脑，阻碍学术向前发展。一个医学教授需要接触病人，正如社会科学家之需要环境一样，医学教授要息息体会自己和人类的关系，他在起始，还是一个问题的学者和学生的培植者，他要尽量诊治，护理病人，使病人恢复健康。他小合翼翼，克尽厥职，他还要研究间题，积累经验，培养人才，选拔能够负责实践的接班人。医学教授终生消磨于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