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创设《序纪》，经过叙说拓跋氏的族属源流，从血缘上把拓代写代发http://www.1daixie.com/dxlw/跋氏融入中华民族，有利于其从文化上认祖归宗。
《魏书》没有纠缠于少数民族树立的政权能否列入正统这个难以说清的问题，而是转换一个角 度，提出了正统不是依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的理论。
《魏书》为三国两晋和十六国的历史画出一个历史开展统序，即汉——魏——西晋——北魏，客观上起到了淡化夷夏之防的历史作用，为多民族国度从团结逐渐走向统一奠定了理论根底。
从中国历史开展看，《魏书》不只是西晋末年以降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历史进程的生动记载，也是这一时期民族交融开展的历史总结。《魏书》中鲜明的历史文化认同认识，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度的稳固和开展起到了不可无视的作用。
《魏书》开篇的《序纪》，是12篇帝纪的引言，也是全书的总纲，作者的匠心和微旨贯彻其间。从历史编撰角度看，史书格式不只是史书的内部组织构造和表述方式问题，也是经过一定的编撰格式，表达史家一定的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在华夏正统观念占主导位置的历史时期，鲜卑拓跋氏进入中原并依托军事降服统一北方，他们既有打败者的自卑感，也有因华夏正统观念影响而构成的夷狄民族的自卑感。如何有效阐明像鲜卑拓跋氏这样的少数民族政权存在和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就成为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问题和理想问题。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从历史上论证少数民族与汉族同根同源，同宗共祖，论证汉人与长期寓居在边疆地域的少数民族不是夷夏关系而是兄弟关系，从血缘论上找到少数民族政权存在和统治中原地域既合理又合法的历史依据。
《魏书》创设《序纪》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经过叙说拓跋氏的族属源流，从血缘上把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从文化上认祖归宗，并以此论证北魏政权在中国历史开展序列中的正统位置。黄帝被确立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至少能够追溯到战国时期。《魏书·序纪》开篇说：“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序纪》明白表示鲜卑族祖先是黄帝正妃嫘祖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昌意之子，按《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与颛顼应该是兄弟。由于昌意封地在北方，封地内有大鲜卑山，所以因之名号为鲜卑。鲜卑与汉人都是黄帝的子孙后代，二者区别仅在于寓居地的不同，这就从族源上标明汉族与鲜卑族是同宗共祖的兄弟，都是黄帝的后嗣，不存在尊卑、正统与非正统问题，都能够华夏族的身份承袭中国历史开展的统序。《序纪》经过叙说拓跋氏是黄帝子孙而完成认祖归宗，把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为拓跋氏入主中原提供了历史理论根据。
《序纪》声称拓跋氏是以黄帝的德运而得名的，拓跋氏不断秉行黄帝的德运，由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拓跋氏不只是黄帝的子孙，在文化上并未因长期寓居在边陲而割断与中原历史和文化的关联。《序纪》又说：“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意即昌意的后嗣始均在尧时为官，并得到舜的赏识，任命为田祖，即管理农业的官员。既然拓跋氏的祖先在尧、舜时期曾入仕为官，这就进一步肯定了拓跋氏不断是华夏族的一局部。固然拓跋氏后来过着游牧生活，这仅是其生活的天文环境所致，并不阐明他们与农业文化是对立的，由于拓跋氏的祖先们还任过舜的“田祖”，他们对农业是理解的，以至是内行的。
《序纪》经过族源考索，认祖归宗，追认黄帝也是鲜卑族的祖先，从而阐明汉人与鲜卑人同宗共祖，身上流淌的都是黄帝的血脉，二者是兄弟关系。这样的说法有两种直接效果:一是为鲜卑拓跋氏争得个遥遥华祖，为拓跋氏入主中原提供强有力的思想理论根据，使拓跋氏入主中原名正言顺；二是完成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把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夷狄的鲜卑族融入中华民族，这不只是民族观念的重要开展，对促进多民族统一国度的开展也具有积极意义。#p#分页标题#e#
《魏书》主张正统不是依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自班固《汉书》鼓吹“汉承尧运”以来，正统论成为史学家们聚讼不息的大问题。班固鼓吹刘邦为尧之后从而确立东汉的正统位置，方式固然较为迂回，但这个传统不断遭到后世史家的注重。《魏书·序记》经过族源考索，从历史上和血缘上论证了北魏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和正统位置，但北魏政权要获得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与供认，还需经过为北魏政权“正名”来对其理想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一步论证。《魏书》为北魏政权正名的方式有二：一是在传目设置上设立“僭伪”、“岛夷”传；二是在北魏的国号上做文章。《魏书》设立“僭伪”、“岛夷”等传，指称和记叙东晋、南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称东晋、南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为“僭”为“伪”，是要阐明北魏才是正统所在；称宋、齐、梁为“岛夷”，则是要标明北魏才是中原先进文化的继承者。前者是从政治上着眼，后者是从文化传统上思索。固然这些都是政治团结场面在史学上的反映，但从另一侧面也阐明了北魏认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为北魏的政治统治找到了思想根底和理论武器。《魏书》还较为细致地记载了北魏国号议定的过程。从登国元年（386年）4月至天兴元年（398年）6月，拓跋政权的称号一直悬而未定。天兴元年6月，太祖下诏议定国号。群臣大局部都主张以“代”为号，由于“代”具有封国和地域的双重意义。但是，在东晋皇帝司马德宗遣使来朝时，用什么样的国号来与东晋交往，意义就不同寻常了。拓跋珪舍弃群臣之言，选择汉族士人崔玄伯的意见，决议以魏为国号，以与东晋争正统。国号称“魏”，其意义有二：一是“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标明拓跋氏占有中原，理居“正朔”，使东晋标榜的“正朔”失去根据;二是拓跋珪以魏为国号，报书于东晋，等于声称北魏政权才是曹魏的合法继承者，而攫取曹魏政权的司马氏树立的晋政权是非法的。以正朔自居，旨在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这不只迎合了拓跋珪贬抑晋主的需求，也反映了北方汉族士人恢复魏晋典章制度文化传统的愿望。
《魏书》没有纠缠于少数民族树立的政权能否列入正统这个难以说清的问题，而是转换一个角度，提出了正统不是依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的理论。《魏书》一方面鼓吹北魏树立是“应运龙飞”，“授命维新”，这是天命所在，另一方面又强调北魏兴起的缘由是“必有积德累功博利”，实践上是在说正统不是依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从天意到民意，从历史到理想上把北魏政权说得既合理又合法，北魏太祖拓跋珪成为中华共主天经地义。
《魏书》为三国两晋和十六国的历史画出一个历史开展统序，即汉—魏—西晋—北魏的历史序列，并以魏为正，以吴、蜀为“僭”为“伪”。魏为正统的理由是“魏文奄有中原”，吴、蜀为“僭”为“伪”是由于它们偏居一隅。对吴、蜀“论土不出江汉，语地仅接褒斜”，但还要“握皇符，秉帝籍，三公鼎立，比踪王者”，《魏书》表示出了讪笑和蔑视。《魏书》的意图是谁据有中原，谁就是中国的合法继承者。值得留意的是，“僭”、“伪”、“岛夷”等传各卷篇末“史臣曰”与《匈奴刘聪等传》序论声气相应，以正统上国的口吻对匈奴、东晋等政权加以贬低，对东晋、南朝诸代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位置作了进一步的否认。但《魏书》在编纂格式上为东晋、南朝诸代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分别立传，其意图虽在贬低但并不扫除在外，即“今总其僭伪，列于国籍，俾后之好事，知僭盗之终始焉”。客观上，东晋、南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曾经或正在占领的地域也是“天下”的重要组成局部，假如没有这些地域作根底，拓跋氏的“天下”将是不完好的。这样的格式设置，突出表现了《魏书》以拓跋鲜卑为中心的大一统民族观，对大一统思想作了新的阐释，客观上也起到了淡化夷夏之防的历史作用，这无疑为多民族国度从团结逐渐走向统一奠定了理论根底。更多教育论文下载：http://www.1daixie.com/dxl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