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教育论文，本研究基于教育供求均衡理论、俱乐部产品属性和罗尔斯“差异原则”，明确了随迁子女就读普通高中政策的价值取向，对完善随迁子女就读普通高中政策而具有一定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第一章绪论
一、问题缘起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教育公平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教育公平。这一提法是以十九大提出的“公平和优质的教育”为基础的，进一步强调了“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公平”的目标。当今追求的是教育的公平，在于从学前教育到终身教育，使每一个个体都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均可获得了发展、成为有用之才。在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对教育资源配置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工作报告将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的提升放在民生任务之首。并提出“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依据常住人口规模配置教育资源，保障适龄儿童就近入学，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其中“按照常住人口配置教育资源”这一要求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因此，如何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保障人民平等享有良好的教育的机会，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平等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是实现该任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一）规模巨大的随迁子女就读普通高中意愿强烈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达到37582万人，占总人口26.62%，相当于我国1/4的人口处于流动状态[1]。据已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随迁子女从2010年的1167.17万人增加至2021年的1372.41万人，增幅高达17.5%，其中在初中就读的随迁子女从2010年302.88万人增加至2021年的388.30万人，随迁子女的规模仍然较大[2]。
随迁子女群体是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诸多社会变迁的产物，其教育问题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为随迁子女初中后的教育需求创造了客观条件。面对如此庞大的随迁子女的受教育需求，虽然近年来国家政策不断有新突破，但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后异地升学上仍然面临着现实困境。由于随迁子女年龄的增长以及流入地城市高中学位供给紧张和未来高考的限制，很多孩子却不得不在义务教育阶段后返乡继续学业，随迁子女异地升学依然困难重重[3]。如何保障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确保所有学生都能平等地接受教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概念界定
（一）随迁子女
关于“随迁子女”以及其他称呼的概念界定，自从这一群体出现开始，国内就出现多种解释且在不断演变中，如“流动儿童”“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等。1998年，原教育委员会、公安部发布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中首次将该群体界定为“流动儿童”，规定为6-14周岁（或7-15周岁）随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有学习能力的儿童少年。随后该称谓经过了“流动儿童青少年”“流动人口子女”“农民工随迁子女”“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等概念的演变。2008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工作的通知》中开始使用“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这一称谓。随后，2012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再当地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中开始使用“随迁子女”这一概念。“随迁子女”指的是家长在当地有稳定的工作，有稳定的住所，有稳定的收入，并且缴纳各种保险，如此家长即是这个地方的常住人口，尽管不是户籍人口，符合这种情况的家长，其子女属于随迁子女。未来上学可按当地随迁子女政策入学或参加升学考试（一般指的是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随迁子女”这一称谓的变化也反映出国家对“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从教育政策问题逐步上升到了公共政策问题的认识和变化过程。
本文出现的“随迁子女”是指户籍登记在外省，本省外县的乡，村，随务工父母到输入地的城镇地区并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且其家长属于当地常住人口，符合这种情况的家长，其子女称之为随迁子女。
第二章随迁子女就读普通高中的理论依据
一、教育供求均衡理论
市场经济运行的有序，对市场供求的均衡有着很高的要求，只有当市场供给总量与市场需求总量大体相等时，社会的稀缺资源才能得以优化配置，整个社会的经济才能平稳地运行、和谐地发展。将经济学均衡理论引入高中教育发展中也极为适用。高中教育作为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要能健康发展也仰赖于高中教育供求的大体均衡，唯其如此，社会资源才能得以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一种生产性投资。普通高中教育更是如此。像物质资本投资生产一样，高中教育的生产过程中也存在需求和供给关系。高中教育的生产性价值不仅体现在学生本身，更体现在对社会和经济的贡献上，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作用。从教育供求均衡理论的角度来分析随迁子女就读普通高中教育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范先佐认为，教育供求是在市场经济下派生出来的，是产生于生产过程以外的生产要素，即人力资本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构成了教育供求的矛盾运动[1]。教育供求矛盾的产生实质上是市场均衡和失衡的变化过程。本研究认为，教育供求均衡是指教育供求双方在数量和结构的均衡。从不同需求主体来看，教育供求均衡表现为：一是教育服务供给与学生的求学需求的均衡；二是教育资源配置结构的均衡。随着不同主体的变化，总量表现为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结构表现为教育产品与人的需求不吻合。在供给与需求的作用下，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的具体表现主要反映在对教育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上，而教育资源在阶层间或群体间的配置就是其中一个重要体现。
二、俱乐部产品属性
基于我国高中教育属于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可从俱乐部产品属性对随迁子女高中教育进行分析。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提出的公共产品理论，通过产品的消费特性可将产品属性划分为公共产品、私人物品和准公共产品[1]。公共产品之有如下两大特点：消费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也就是说，提高一个消费者边际成本为零，或者提高一个新消费者之后，并不降低原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同时由于技术或者成本等因素的制约，不能排除任何人（包括不付费者）进行消费，兼有上述两方面特点的产品，则属公共产品。和公共产品不同，私人产品在消费中既表现为竞争性，又表现为排他性。处于公，私产品之间，也就是在消费不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就是准公共产品。
詹姆斯·M·布坎南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俱乐部产品”这一概念，“俱乐部产品”是一种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纯私人物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他认为现实中的“纯公共产品”太少，更多的是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或公共提供的私人产品。Crones和Sande（r1996）将俱乐部描述为自愿组织，其成员共享例如产品成本、集体声誉和其他可排他性收益中存在共同的利益[1]。
就物品属性而言，我国的高中教育是一种典型的俱乐部产品，具有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特点。教育为受教育者个人带来了更高收入，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受教育者个人利益其他人无法共享，因此具有排他性；对随迁子女而言，更高层次的教育能使社会经济更快增长、社会发展更加和谐，教育所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利益，使社会全体成员均能从中获益；对于社会来说，提高消费者边际成本是零，并不排除其他会员获得此类收益的可能性，因而具有非竞争性。
第三章 我国随迁子女就读普通高中的政策演变 ...................... 25
一、国家层面政策演变历程.................................. 25
二、地方层面政策演变历程............................. 29
第四章 超大城市随迁子女就读普通高中的政策演进与实践分析 .... 34
一、完全限制型超大城市(北京、天津) ............................... 35
二、积分限制型超大城市(上海) ................................ 39
第五章 影响超大城市随迁子女就读普通高中的因素分析 ................ 51
一、随迁子女数量日益增加与有限教育资源之间的矛盾 ............... 51
二、随迁子女普通高中阶段教育经费的保障力度不足 ................... 52
第六章完善超大城市随迁子女就读普通高中的政策建议
一、做好增量，优化存量，适时增加教育资源供给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继续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以提高市民化质量为核心，存量优先、带动增量，从户籍制度改革、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市民化能力等方面统筹谋划，使得城市市民化政策供给水平更加适应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求变化。为保障超大城市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超大城市应适时增加教育资源供给，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
一是是做好增量。一是落实普通高中建设用地的投入和学校的规划建设，新建一批普通高中学校，以实现逐步满足随迁子女当地升学所需的学位。这是我国未来几年内解决随迁子女接受普通高中教育问题最直接、有效的途径。通过优化空间布局和资源配置，进一步提升公办普通高中的学位供给水平，简化准入条件，完善以公办学校为主的升学政策，扩大公办普通高中接纳随迁子女的规模；二是加强民办教育资源投入，提高办学效率并降低准入门槛。在短期难以实现增量猛增的情况下，政府可通过购买学位的方式，向质量、安全等符合相关标准的民办学校提供补贴和政策优惠，同时加大扶持和规范力度，以发展普惠性民办学校为手段，解决公办学校学位不足的问题。
二是优化存量。对超大城市现有普通高中教育资源进行优化重组，适度扩大普通高中学位容量。对现有普通高中进行改建、扩建，支持普通高中通过优化功能场室配置、提升教室复合利用效率等途径整合校内资源，增强教学设施承载能力，按照规划办学规模落实学位容量和招生计划，提升普通高中学位使用率。
结语
基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及人口流动趋势，本文以超大城市随迁子女为研究对象，对该群体就读普通高中问题展开研究。首先，本研究基于教育供求均衡理论、俱乐部产品属性和罗尔斯“差异原则”，明确了随迁子女就读普通高中政策的价值取向，对完善随迁子女就读普通高中政策而具有一定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其次，通过对三种不同类型的超大城市对随迁子女就读普通高中政策执行情况的讨论、分析表明其实践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最后针对随迁子女就读普通高中实践存在的问题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一是本文针对超大城市随迁子女普通高中入学政策执行现状做了一些调查，但是由于诸多现实因素的制约，导致研究缺乏系统性，许多方面仍有待丰富与完善。二是研究通过仅政府公布随迁子女异地升学政策以及相关报道等方式掌握各个城市政府实施随迁子女就读普通高中的现状，获取的信息不够全面，缺少一些经验上的验证。三是在政策建议上缺乏一定的针对性，很多分析都只能停留在表面的探讨上，没有抓住本质上的问题，很多方面还不够完善，期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将研究视角拓宽，研究方法扎实，并对研究不足做进一步的完善。
诚如康德“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所言，人是城市发展、社会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而不应成为发展过程中的工具或手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继续强调了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超大城市人口政策目前也在进行新一轮的调整。推进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虽然完善随迁子女就读普通高中政策很难一蹴而就，但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