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教育论文，论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概念阐释法、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方法，首先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创新的历史基础、现实基础、价值基础和存在基础；然后分析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理念创新为指引、以内容创新和路径创新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创新成果，最后总结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创新特质、创新成效和创新启示。
第一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创新的分析基础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历史嬗变
探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创新，需要解答的首要问题就是：针对谁实现了创新？实现了何种程度上的创新？事实上，以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观为指导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视野中，传统文化是建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现实的物质基础对传统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指出，“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②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也可以反作用于现实社会，马克思就曾揭示隐藏在“传统文化复归”背后的意识形态规律与社会政治使命，“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③列宁更是指出，要善于利用“资本主义的旧砖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大厦”。④由此，在古今中西文化之争论战正炽之际，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出路，不在于崇古复古，也不在于皈依西化，而是要以现实的革命斗争与社会建设为导向，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行向“社会主义的文明”。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肯定中华文化的作用，立足中华文化的光大提出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创造性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另一方面也在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中国与世界的复杂张力结构中不断体认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与重建。在一定意义上，由于深层内涵了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教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重大命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从“形成与奠基”到“反思与纠葛”，从“转向与复兴”到“创新与发展”的嬗变历程本身就是一部典型的“国史”。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形成与奠基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形成与奠基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变革与整体社会转型全面起步。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一元化文化建设①、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导向推进教育改革的整体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获得了完全迥异于旧时代的新性质、新定位、新内容和新形态，现代社会语境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正式形成奠基。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语境
在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历史基础之后，还需要对其开展的现实基础进行分析。纵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论述，只有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创新置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语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中国语境，和“让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的教育语境之中，才能突破“就教育谈教育”的视野局限，才能在更为广阔的现实背景下敞开这一宏伟创新应有的理论境界和文明意蕴。
（一）世界语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谈判世界局势，提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而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正是应对这一“变局”、适应这一“变局”、推动这一“变局”的重要举措。
“变局”意味着“新局”。展开来说，“百年”狭义上指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百年历史，从广义上说，更表征着由“大航海”时代和两次工业革命所奠定的“西强东弱”的国际治理格局的潜隐性改变。可以说，由西方国家所率先推动的现代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场西方商品“制霸”世界市场，西方科技“形塑”现代生产，西方资本“主导”国际大局，西方叙事“控场”各国意识形态的西方化进程。马克思将这一进程形象地描述为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以“海上马车夫”自居的荷兰，以“日不落帝国”自居的英国，以“山巅之城”“世界灯塔”“自由世界领袖”自居的美国，都曾作为西方世界的典型代表，深刻影响着世界历史前进的脚步、发展的模式、未来的方向。及至上世纪末，与美国傲然对峙的社会主义大国苏联顷刻间分崩离析，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单极时刻”正式到来。一时间，“历史终结论”“单极时代论”等观点更是甚嚣尘上。历史的转折出现于本世纪初，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持续性的经济减速发展、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升高，极大地冲击西方国家的物质基础，更深层次触发了西方人民的结构性不满，以至于有关“美国世纪是否已然终结”“西方世界是否风光不再”的讨论，成为国际舆论场域中的热议话题。
第二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理念创新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理念的内涵阐释与历史回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理念发生了整体性创新和历史性突破。科学把握这一整体性创新和历史性突破，需要一定的逻辑线索。本节通过分析以“如何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核心意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理念体系，为科学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理念提供一定的原则遵循；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理念的历史变迁，为有效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理念的创新提供一定的经验参照。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理念的内涵阐释
现代汉语中的“理念”是一个舶来词，源于古希腊语“eidos”，意为“形相”“形式”“外观”等“看到的相”。第一个对“理念”进行深入理论阐发的是苏格拉底。面对智者学派以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为武器展开的消解本质运动，苏格拉底坚持从特殊的现象出发寻求、总结和概括普遍的共性和一般的定义，从而塑造出以普遍共性为核心特征的“理念”概念。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透过具体事物来探求一般定义的理论追求，并将这种“一般定义”扩大延展为万事万物的普遍本质、永恒不变的精神实体。在柏拉图所营造的“理念世界”中，最普遍的理念是相通的，因此理念在作为万事万物统一本质的同时，也成了万事万物存在的依据和目的。他说，“一个东西之所以存在，除掉是由于‘分有’它所‘分有’的特殊的实体外，还会由于什么别的途径……凡事物要成为二，就必须‘分有’‘二’，要成为一就必须‘分有’‘一’。”①换言之，个别事物正是通过“模仿”和“分有”完善的理念而获得其实在性的。木匠打造的桌椅板凳只是对其脑海中关于桌椅板凳的理念进行模仿的结果，尽管不同的桌椅板凳形态不同、外观各异，但因为“模仿”和“分有”了桌椅板凳的理念而才能成其本身。柏拉图之后，除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洛克等少数哲学家偶有提及，“理念”概念基本被束之高阁。直到18世纪，康德从人的认识发展过程出发，区分了“理性概念”“理智概念”和“理性”，提出理念是一种“其对象不能在任何经验中表现出来”而只能抽象出来的“那些必然的”“集合的”“完整性”的概念，是理性所追求的最高级、最完整的统一体。①事实上将理念从万事万物本质属性的混沌体系中进行了一定的剥离，揭示了理念的“形上特征”。康德之后，黑格尔作为辩证法的集大成者，超越了以往哲学家关于理念的僵化认识，指出理念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和处于完善之中的过程；在动态理念的基础上，黑格尔指出理念中包含着“某种预想的东西”，是对事物发展的总体规划和未来设计。②由此，“理念”一词在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至少有“本质认识”“价值预想”两种意涵和“形而上学”“动态发展”两种特征。
二、以坚定文化自信为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系统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定位、价值意蕴、现实意义，构建起一整套以坚定文化自信为指向的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论认知体系。这一体系事实上回答了“如何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基本理念问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创新提供了原则遵循。
（一）以“文化基因论”树立融通古今的辩证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①这一比喻具有深刻的思想意蕴：作为一个生物学的概念，“基因”中储存着关于生命的种族、血型、孕育、生长、凋亡等过程的全部信息，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物种性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作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事实上确立起一种融通古今的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既然“生物基因”只能继承不能丢弃，那么对于“文化基因”，也绝不能简单地在“取”与“舍”之间进行某种物理分割，只能根据社会形态的演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以科学的“转化”和“发展”。
展开来说，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文明说”，提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②，进而阐发了这一传统文化内在葆有的终极性关怀、超越性价值和确定性品格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着当代中国的道路选择与生活样式。依据轴心文明假说，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中国、印度和希腊三个古文明发源地相继萌发了与“此前”相区别的时间意识和纪元概念。文明先知们开始跳出原本混沌的生活与意义世界，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审思宇宙之无穷、世界之浩渺、人生之须臾与信仰之宏伟，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被前所未有地置于人们面前。为了解决这个根本性问题，文化上的超越突破出现了。所谓文化上的超越突破，描述了这样一个文明事件：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上，曾经星罗棋布地散落着众多光辉灿烂的古文明。然而，没有一个社会有机体可以长盛不衰、万古长存，随着社会的腐败和解体，大多数古文明因难以脱离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实体，只能随着所在社会的消亡逐步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为数不多实现了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因为形成了独立于社会有机体、基于个人而存在的文化自觉和超越个体生命的、非功利的、不死的终极价值，才能避免文化灭绝、昙花一现的历史悲剧。
第三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创新 ············ 63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主要构成与历史回顾 ··································· 63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主要构成 ············································ 64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历史回顾 ············································ 65
第四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路径创新 ············· 82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路径的主要构成与历史回顾 ··································· 82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路径的主要构成 ············································ 82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路径的历史回顾 ············································ 83
第五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创新的特点、成效与启示 ·············· 97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创新的特点 ··································· 97
（一）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相统一 ············································ 97
（二）不忘本来、吸收外来与面向未来相统一 ············································ 99
第五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创新的特点、成效与启示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创新的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系列重要讲话，以“系统化、长效化、制度化”为发展目标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大创新。把握这一重大创新的内在特点，是省思历史、走向未来的应有之义。总的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创新体现出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与面向未来的统一，挖掘传统、弘扬传统与更新传统相统一。
（一）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相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总结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重逻辑，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①诚哉斯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新实践也体现出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统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创新的理论逻辑。一般来说，理论逻辑是衍生于专业学科体系建构过程中出现的理论问题，是保障学术共同体科学运行、有序合作、赓续发展的基本路径。按照福柯的说法，现代学科制度的本质在于建立一种“规训”意义上的行业协会，这个协会通过组织专业的研究人员、设立特定的专业标准和专业范式、使用体系化的专业范畴与专业语言来抵御非专业干预、保证学科“是其所是”“绝非他物的独特性与专业性。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依循系统论的进路将理论创新理解为铺陈学术版图、构建学科体系、生成专业化的原理论、方法论、实践论体系的知识生产进程。在以知识、理论、科学为基石构筑的现代社会，一切创新活动的现实开展都需要理论逻辑为其正名。事实上，在以酷刑、法律、武力等威慑权力为主导权力形态的传统社会，暴力统治的国家机器本身就意味着无可辩驳的强硬力量，人们作为臣民、子民抑或是奴仆卑微屈膝于王权与神权之下，理论逻辑在这里只能作为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黯淡的补充。历史的转机发端于由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竞速主义所深入推动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以“知识”为阿基米德支点的现代社会，规范、规则、规律、科学、话语等知识形态以其“让人活”的谋划技艺登临权力顶峰，人们可以对政治家、企业家熟视无睹，但不能不听取医学专家、法律精英、科学大拿，乃至学界泰斗的金玉良言、谆谆教导。
结语
以“什么是传统文化”和“怎样对待传统文化”为核心意涵的传统文化问题，向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思想事件和历史主题。帝国主义强势介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以降，中国人逐渐放弃了以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时空观念，开始以崭新的世界视野和历史思维思索民族国家的未来。此后，在“古-今”“中-西”共存共生的文化场域里，围绕术道之争、良莠之辨、体用之别，中国思想界展开诸多论战与争鸣，彰显出传统文化领域异常复杂的问题面向和实践指向。本文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试图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什么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怎样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以梳理、概括和总结。论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概念阐释法、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方法，首先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创新的历史基础、现实基础、价值基础和存在基础；然后分析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理念创新为指引、以内容创新和路径创新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创新成果，最后总结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创新特质、创新成效和创新启示。
就分析基础而言，论文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历史与现实，提出了四重基础：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历史嬗变，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历经形成与奠基、反思与纠葛、转向与复兴、创新与发展四个发展阶段，以期廓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创新的历史基础；通过分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语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语境，和“让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的教育语境，以期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创新的现实基础；围绕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服务、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服务三大点位，以期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创新的价值基础；着眼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华人文精神弘扬、中华传统工艺传承，以期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创新的实践样态。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