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理论贡献
摘 要:邓小平通过对毛泽东德育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形成了完整的德育理论体系。他充分肯定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并在新的时期赋予其新的内容,提出了德育必须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思想。他认为德育要育人必须通过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来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从而掌握过硬本领。他还把教育和德育目标确定为:培养“四有”新人。邓小平的德育思想自始至终表现出务实的精神。
邓小平通过对毛泽东德育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形成了完整的德育理论体系。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形成对德育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笔者认为明确邓小平对毛泽东德育思想继承和发展的脉络和主要创新点,是把握邓小平德育思想杰出理论贡献的重要环节。
一、 揭示德育的社会使命
毛泽东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关系作了较多的论述,为确定德育在社会活动中的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充分肯定了人的思想和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1]毛泽东很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他曾以“愚公移山”的典故来说明“人定胜天”,而在社会发展中人的思想工作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他认为做人的思想工作,使人们掌握先进的或正确的思想,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的发展,反之则可以起到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这就指出了德育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之所在。毛泽东把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比作“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2]“生命线”当然很重要,是生命赖以延续的重要特征。他认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3]因此全党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957年,针对当时思想政治工作减弱的现象,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看到由于加强思想建设,出现了社会意识的发展超前于社会存在的现象。但他一直特别强调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在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进一步突出思想政治教育。1966年,他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4]他把思想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从“生命线”、“灵魂”提升到“统帅”。
邓小平充分肯定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切工作生命线的思想,并把它置于新的历史时期加以考察,赋予新的内涵。1980年,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可放松。”[5]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他又深刻地指出:“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6]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又一次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6]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工作的关系。他强调:“我国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搞四化建设。”[6]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德育工作也不例外,也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德育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是邓小平德育思想的中心论点,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他认为,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全社会的思想进步,归根结底依赖于、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离开了经济发展的保证,思想建设就缺乏持久的生命力。思想建设服从于经济建设的大局,也可以反过来对经济建设起到服务、支持、促进的作用。
二、 阐明德育的育人作用
毛泽东自始至终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把德育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早在毛泽东创办抗日军政大学时,他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就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7]其中前两者属于德育,三者合起来就是又红又专。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即“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7]这个教育方针明确了德育在全面教育中的地位问题。邓小平充分肯定德育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他指出“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5]这是一个大的前提,是对毛泽东德育思想的继承。他又指出,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并不是要把大量的课时放在第一位,相反,学生可以通过确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来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习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掌握过硬的本领。邓小平是强烈地主张科技兴国,教育兴国的。他认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而人才素质的关键是科学文化素质。邓小平讲:“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就是要强调教育质量(即所培养的人才的素质)要适应国际竞争、未来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能适应这种竞争的人,必须具备高水准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要培养出这样高素质的人才,必须有强有力的德育做保证;德育围绕智育而展开,为“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水平”服务,德育的作用通过促进智育体现出来。
三、发展德育的育人目标
在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教育即德育的目标: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在智的方面,要求“有文化”。这是德智体全面发展观点的深化、具体化,与“又红又专”的要求也是一致的。邓小平在论述教育和德育目标时,坚持了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基本精神,并创造性地把教育和德育目标明确定为:培养“四有”新人。他指出:四有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他经常强调,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从形式上看,他不搞面面俱到,而是根据时代的要求,根据主要矛盾,突出重点。他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这种新的形势要求人们必须具备理想、道德、文化、纪律这些方面的过硬素质,否则,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不是说“四有”之外的素质就不需要了,而是根据时代要求,把“四有”提到突出位置,尤其是,在广泛的德育的范围内更加鲜明地突出理想、道德和纪律这三种素质。“四有”之中,“有文化”是沿用毛泽东的提法,但邓小平“有文化”方面的要求更高,更具体了。邓小平在“三个面向”中,对人才的科学文化素质全方位地提出了要求。从纵向方面,他要求培养出能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并且能迎接未来挑战的人才,从横向方面,他要求培养能参与国际竞争并从中取胜的人才。而“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则比毛泽东“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提法明确、具体了,不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都感到容易操作,容易把握。“四有”目标,不仅重点突出,容易理解,而且适应时代,要求明确,感召力强。
四、充实德育的育人内容
用什么内容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呢?毛泽东认为,德育的内容应包括马克思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中国历史教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党的方针、路线、政治教育、还有人生观教育,纪律教育以及科学文化教育等。应该讲毛泽东对德育内容的要求是较为全面的,但其理想色彩也较为浓厚。比如:他很重视社会主义教育,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成社会主义,他也是在探索之中,既没有现成答案,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正因为如此,他对社会主义的描述大多是从理想的角度出发,有时甚至把社会主义直接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毛泽东甚至雄心勃勃地提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又比如,关于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的人生观,道德观问题,他的要求是超前的,但要求人人都要像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等典型人物一样,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人都达到这么高的标准,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可能实现。在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要求我们全面达到社会主义道德标准,具有理想主义浓厚色彩。邓小平在思想品德教育方面,强调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思想教育、历史教育、道德教育,在政治教育方面,强调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作风教育,纪律(法制)教育。从形式上看,邓小平所指出的道德教育内容,有不少与毛泽东的看法是基本相同的。但在具体问题上,邓小平侧重于现实,从实际出发。邓小平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但他不搞面面俱到,不贪大求全,而是抓住主要矛盾,特别强调要把握马列主义的精髓,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邓小平也强调理想教育,他所讲的理论是共产主义理想,但他的落脚点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现实目标、现实理想。对于社会主义,他并没有把它与共产主义直接等同起来,而是通过大胆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点,并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他还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分解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道德教育方面,邓小平看到道德的层次性。他要求广大群众做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一致,这是一个带有广泛性的要求。比如,他指出要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合法劳动先富起来,这样实际上就是肯定了个人利益在合法前提下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他才希望更多的人向先进分子学习,努力实践他们的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他讲的“有纪律”,不是指形式上的机械服从,或是唯唯诺诺,而是通过确立坚定的思想而产生的高度自觉性和自律能力。
五、提出德育的评价标准
战火纷飞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毛泽东通过刻苦钻研,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等重要哲学著作。在《实践论》中,他不仅指出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动力和源泉,而且指出了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后来实践标准被进一步概括为真理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标准、真理标准,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观点,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正是通过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拨乱反正,肃清了“两个凡是”极“左”路线的思想束缚,极大地推进了解放思想的进程,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在改革开放条件下,邓小平又深刻意识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任务还很艰巨。他提出,要反“右”,但主要是反“左”。不论来自“左”的干扰还是“右”的冲击,都会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消极影响。在真理标准的前提下,要检验形形色色的观点的正确性,必须通过一段时间甚至较长时期的实践过程,这样不会造成摇摆不定、争吵不休,殆误时机甚至错失良机。因此,邓小平指出,要有一种明确的价值标准。他多次提到了生产力标准。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他明确提出“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他认为在现阶段,要把这“三个有利于”作为评判工作成败,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有了这“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评价德育工作就有了可靠的、明确的依据。不论是德育内容,还是德育的方法,只要经过评价,确认是符合“三个有利于”,就坚决地执行,不要犹豫,更不要争论,正如邓小平所言,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干。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毛泽东作为时代巨人,囿于时代的局限性,没能够在其有生之年解决德育的所有理论问题。邓小平正是从毛泽东那里接过了正确思想的接力捧,开始了发展德育理论的新的接力,他在新的赛程中,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开始了发展德育理论新的赛跑。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著作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 转引自《红旗》1966
[5]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 转引自《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