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要改革，政治体制要改革，教育体制也要改革。但任何大的改革，首先须有观念的大转变。否则就只能鼠目寸光，就事论事，不可能有什么大的突破。现在师范院校的教育观念就存在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的问题，它的原有观念的本质特点集中体现在“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师范院校是培养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摇篮”这一口号上。这种教育观念的实质是以思想、政治、道德为中心的教育价值观，它把师范院校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手段等，最终都归结于学生的灵魂即心灵、品德和世界观的塑造上，严重阻碍了教育事业和社会的发展。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口号，最初是由苏联教育家加里宁在1939年8月7日《在欢迎荣受勋章的乡村学校教师的晚会上的演说词》中提出的，他说:“很多教师常常忘记他们应当是教育家，而教育家也就是人类心灵的工程师。”到我国50年代，因为学苏联，这一口号也就照搬过来了。一个口号的提出，或许还只是个人的某种见解，但如果这个口号能迅速传播开来，并被人们奉为经典，则应是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的。加里宁提出的这一口号，之所以能在中国这样一些国家流行，并奉为师范院校的办学宗旨，不是偶然的。
第一是因为中国这样一些杜会主义国家大都是建立在落后的生产方式的甚础之上的。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这个国家对它需要的程度。这是很有见地的。如果沿用这句话的精神实质，我们也可以看到，过去中国这样一些国家的学校教育之所以不重视科学技术知识的学习，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落后的生产方式不存在需要它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在现在看起来赫赫有名的创造发明，英国一位科学家还把它概括为中国历史上的“百个第一”，但是这些创造发明在当时有多少能转变为知识而登上学校这个大雅之堂呢?没有。其根本原因就是内为分割、封闭、原始、落后的小生产方式并不需要它。几千年来，人们只知道子云诗日、立德立言的重要性，而不懂得需要改变刀耕火种传统生产方式的迫切性。一个家庭送自己的子女上学，并不是出于改变落后生产技术的目的，而主要是想在官场捞个一官半职，好出人头地，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取官晋级，既是学校的办学宗旨，也是学生的求学目的。因此，学校的类型和教学的内容都是呈单一的结构。它不是以传授人类积累下来的各种科学知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只是教育人们如何去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立德立言，学校教育畸型发展。
策二是因为科学文化本身的演变规伸给人们造成的错觉。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道德是最先产生的。因为道德的产生只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客观条件，即人与人之间已经产生了需要加以调整的利益关系和矛盾，二是主观条件，即人的意识已经发展到他开始懂得了这种利益关系和矛盾需要加以调整。而这两个前提条件，还在类人猿最后脱离动物界、开始人类的社会生活之后，就已初步具备，于是以调整、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就萌芽了。正如加里宁所指出的:“在人类社会初期，道德从生活条件中成长起来，在实践上逐渐构成人们行为的准则。”过随着社会的分工和私有制及阶级的出现，更促使道德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并使社会统一的道德分裂为阶级的道德，出现了以道德为研究对象的伦理学。所以，可以说，在世界各国，特别在中国，伦理学是最古老的一门学间。由于不足的物质财富和激烈的人际冲突，又迫切需要一系列的道德规范来加以调整，因而使得伦理学又是一门最繁荣的学科。在中国，这门学科就是以人伦观念为中心，强调身心修养的儒学。人类文化的全面繁荣，即由伦理学这一主流文化走向多学科的全面繁荣，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本来是不奇怪的，问题是我们在这里出现了错觉。我们的错觉在于把这种单一化的主流文化的发展一直作为正常现象肯定下来，长达数千年之久。以致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一部文化史，就是一部儒家学说发展史，一部教育史，就是一部以儒家思想教育人的历史。直至到了近代，这种单一的文化结构和教育结构才开始发生变化。有识之士为了改变中国长期落后挨打的局面，振兴中华，开始向日本、西欧学习，第一次喊出了“科学救国”的口号，举办新学，注重实业教育，各类学校、各科学问才开始在古老的中国出现。应该看到，有这个跨度是必然的，但在中国，这个跨度太长了。
走完这个跨度，西欧只花了一千多年，中国却用了近三千年。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化注重精神文明，可以治身心，西方文化注重物质文明，可以应世事，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这种传统文化给我们打下的深深烙印就是特别注重道德观念，于是人们都习惯于用道德观念来评价一切社会现象。看电影，道德评价高于美学评价，看教学质量，品德评价高于业务评价。上至国家政治生活，下至人们穿着打扮，儿乎都是如此。
第三是因为统治阶级急功近利思想的影晌，在王朝频繁更替的封建社会，每一个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的王朝天长地久，固若金汤，都急于寻找对策。但找来找去都不外乎是两手，一是武，即武装、武力，一是文。就文来说，百家争鸣只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短暂现象，到了秦始皇，就焚书坑儒，把不同的学派打下去，汉代董仲舒又来了个“废翻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一方面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又成为人们言行的主要规范。这样，就给学校教育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学校教育的内容都充斥着修身、齐家、治天下之道，即学校必须按照统治阶级的需要来培养人，二是学习的目的单一化，学校不是造就社会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而是成为培养各种大小官吏的专门场所。所以，孔夫子提出“学而优则仕”，几千年来被人们奉为信条而身体力行是不奇怪的。这种历史就为后人造成了一个在理论上的盲点和在实践中的误区:以为学校就是历代统治阶级的工具，它的任务就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标准和要求，仅在政治上培养一代又一代接班人，它的教学内容就是灌输经过各个阶级筛选、加工了的统治权术和做人哲学。如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颜元说:“人言教职为闲署，不知人才为政事之本，而学校尤人才之本也。”浪而近代的孙中山也说:“学师范的人，本来是教少年男女的，是教少年男女去做人的。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怎么样可以管国事。”
连徐特立都作如是说:“教书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人，教育后一代成长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品质的人。”⑥如果撇开各自的阶级内容，其出发点都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教育尤其是师范教育主要是在思想品德上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至于传授知识则是次要的。我们认为由于这种思想不懂得或不重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所以是一种急功近利的主张，并非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良策。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