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孔子针对春秋时期社会大乱，从人本观念出发，构想了以“和为贵”的理想境界，以仁政礼治为主要措施，以净化统治层与广大群众道德素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管理模式。这些保存在《论语》中的管理思想，鲜明体现了以人为本、“寓管于教”的思想特色，它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至今仍能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迪。
[关键词]:论语;管理思想;礼;仁
管理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一部二十四史几乎就是完整的管理史;经、史、子、集中也闪烁出管理学的真知灼见;孔门弟子记述孔子言行的《论语》，便是出类拔萃的个中精品。《论语》中颇多“千古难易”的治国理政的至理名言。其核心为注重人本、“寓管于教”，处处不离道德修养，从而使严格的管理工作，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颇具特色。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在政治思想上将孔子划为保守、复古的顽固派，因此从未想到去享用这笔珍贵的管理学遗产。
一、从管理学的角度考察，孔子极为重视环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并描绘了理想的“和为贵”的社会模式。孔子意欲通过各种途径，缓和、消饵现实社会中种种矛盾，使社会中对立的各个方面，虽在差等却又能和平相处。孔子对西周王朝完善的宗法制十分欣赏，血缘关系的宗法与政治隶属的政统合一，给西周政权涂上了浓厚的定做管理学论文家庭色彩。周天子与各路诸侯不是伯侄，就是甥舅，显得多么亲热，使冷漠的隶属关系带着亲情。孔子认为占统治地位的领导层间关系的家庭化，对加强管理工作十分有利。因为家庭化后各级机构改革的首脑同时是血缘上的亲长，兼务了君父身分，尊卑之分的森严中含有血亲的神圣感，更具有权威性。
理想的社会需要这种权威。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以孔子追求美好的管理格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与父子虽然属于不同范畴，但尊卑之分完全一致。由于将政治隶属关系看成与亲属长幼关系相等同，因此等级差别更加不可逾越，无论是谁或有多大贡献都不例外。譬如说，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很高，既赞他“如其仁”，又认为他超越了其所能享用的规格，破坏了领导层间的等级差别，有害团结，便斥为“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孔子要求在这理想社会中，权威的地位受到绝对的尊重;等级秩序应自觉维护;他自己就是身体力行的(《论语•乡党》)。孔子是要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使整个领导层的风气趋于和解。
孔子认为，社会的和谐，离不开“仁”与“礼”的统一。孔子有一段极其著名的论“仁”与“礼”关系的话:“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克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复礼”是一切言行合乎礼的规范。孔子认为一个人若做到了这一点，天下都会称颂他为“仁人”。那是极高的评价，完全可以通过自我修养来完成。具体内容便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是可以对人人都提出的伦理道德要求。所谓礼，落到实处也可以理解为“让”，孔子说过:“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能够在合乎“礼”的前提下互相谦让，矛盾也就不难解决(。这是每个人的自我道德约束，不能靠刑法来强迫推行，而是通过每个人的自我调节去完成，依照孔子的观点，领导阶层中的自我调节应该是积极主动的过程，而被领导者则是在其影响下，消极被动完善的。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另一次说得更详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日: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堰。”如此而人人都谦逊礼让，领导层与广大群众间也就能“和为贵”地相处了。
理想和社会还需要包括广大群众自我之间的平安相处，使整个社会有一个完整的“和为贵”的环境。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是指无乖决之心，“同”是指有阿比之意，两者的对比度十分鲜明。君子相处和谐而不偏袒，小人则偏袒而不和谐，而偏袒势必结成小圈子，变成集体中的分裂因素。如何使群众相处都能“和而不同”?孔子要求他们能做到三点:第一，关于择邻。“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有一个风俗仁厚的环境，积极影响不可估量。第二，慎于交友。“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气质、善恶原初是相接近的，后来所以有善恶之别，是因为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所以交友极宜慎重。孔子指出“友直、友谅、友多闻”是为“益者三友”，而“友便辟、友善柔、友便候”则为“损者三友”，这是不能不谨慎的。第三，善于学习。与一般人相处中，要明辨贤与不贤，做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即遇到贤良者就想怎样向他学习，遇到不贤者则自我反省有无与他相似的缺点。这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做到了这三点，处于中间状态的群众都会向善的方向转化，“和而不同”的君子队伍自可从而扩大，广大群众间的种种矛盾也可以缓和最广泛基础是的“和为贵”环境也就出现了。
二、一个“和为贵”的社会是不能靠严刑峻法的，只能是德教。因此，管理人员必须是个有高尚道德素养的教育者，对群众“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善者举之，表扬鼓励;不能者教之，培养教育;使群众有榜样，有奔头，人人乐于为善了。这就叫做“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不过，群众真正接受教化，作为管理的各级领导首先应该是道德高尚的楷模。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君子”一这里可理解为领导者，孔子从道德修养的高度，强调“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所以，孔子认为领导者不能局限于某项具体业务之中。“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领导艺术行为主要是发挥属下每个人的最大能量，来达到总体规划的目标—此即“大受”;而不是在局部技术方面—此即“小知”。这就要求领导者需要的是体无不具、用无不周的才能，也就是领导艺术。
孔子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认为领导者应具有的道德素质，包括四个方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这“君子之四道”对搞好管理究竟有何作用?
第一，“其行己也恭”，主要是说态度谦逊，严于律己。所谓“人不知而不温”，当自己有所成就，作出贡献，而群众根本不知道，也没有肯定时，一点也不烦恼，泰然处之，称得上“不亦君子乎”，这是建立在“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基础上的。对群众又宽厚，一切都能谅解，结果是“则远怨矣”。人人拥戴，还有什么会怨恨的?!孔子认为达到这一步，只能算是初级阶段，进一步应该是闻过则喜。“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他一再叹息:“己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讼者也。”闻过以后能够自我反省，总结经验教以“的已经太少;若能公开检讨，自我承担责任，固然更难，却更能博得群众爱戴。他的两位得意门生分别阐发过这一观点:“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过，更也，人皆仰之”。这能取得群众更大的信任，理应引起领导者深思。《论语•子路》里有段话很值得后人借鉴:“定公问:一言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引“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后说:“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作为最高领导层的决策者，如果深知“为君难”的哲理，感到肩负着千斤重担，非同儿戏，才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去对待一切，而无一事敢疏忽，岂非是“一言而可以兴邦”?鲁定公又问:“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又引“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这位先生只羡慕君的权威，任何人都不敢违抗他的意旨。然而，孔子说:“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如果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大家将命运交给他，跟着他，岂非糟糕，这不是“一言而丧邦”吗?由此可见为领导者“其行己也恭”的重要性。所以孔子在回答子张问仁时，例举“恭、宽、信、敏、惠”，“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居五者的首位。
第二，“其事上也敬”，这包含两重意思:首先，是严格遵守等级秩序，服从上级领导，执行上级命令，不越礼，不逾制，此举同样可以影响下级对自己的尊重，起表率作用，所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具有的普遍意义，便是能使整个单位在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前提下，达到“和为贵”的理想境界。其次，落到实处为忠于职守。孔子说:“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敬其事也就是自觉地出色完成任务，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而不是仅仅为了食禄。孔子将此提到了是否知耻的高度，“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无论你所在单位的经营管理井井有条也好，杂乱无章也好，都应尽己所能出谋献策，如果只是为了混碗饭吃(即食禄)，敷衍塞责，那便是可耻。
第三，“其养也惠”，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孔子思想中的仁，是从总体精神上阐述对待群众态度的。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就是爱人，也就是关心群众。用什么方式去爱呢?“《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认为一个管理者如果能以爱兄弟那样的深情去关心群众，就是不居其位，也能起领导作用，这在现代管理学上叫做非正式领导者的功能。孔子对季康子所说的“孝慈则忠”，认为一个人如果孝于亲，慈于众，则既为表率在先，又能笼络人心于后，一定能使群众倾心于自己，这也是“爱人”的一种方式，在感情上可以征服群众。“爱人”当然不能只是精神安慰，而没有物质利益。“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已触及到考虑群众的物质利益了。再具体地说，子贡曾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他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孔子认为在经济利益上对待群众要宽厚，有实利于众。如:“哀公定做管理学论文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盗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有若正确地表达了孔子反对厚敛的思想，不仅要让群众比领导先富起来，甚至在发生经济困难时，反而先减轻群众的经济负担，这样始可以激发群众热情。“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签，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赘，进，吾往也。”从而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小河有水，潺潺细流注大河，才能汇成大海。否则无源之水，乃临危之道。所以孔子说过“放于利而行，多怨”，领导者光顾自己求富，群众怨天尤人，整个事业便要垮台。
孔子的思想触觉，还进人另一深度。富而不教有可能误人见利忘义的歧途。孔子与冉有曾有段对话:“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曾经直截了当地讲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只是坚持致富之道要正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因此，他提倡树立这样一种富与贫问题上的道德标准:“饭疏食，饮水，曲肤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爱人以德，这也可算作“养民也惠”的一项管理措施吧!
第四，“其使民也义”，“义”的意思是宜、合适。在管理工作中，凡与群众切身利害有关的事，处置一定要得当。“何为则民服。”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好直而恶枉，天下之至情，举错合适，群众自然心服。这是极其明显的道理。因为“举直错诸枉”的目的是树立好的榜样，使枉者向直者学习，从而变成直者。樊迟曾请子夏解释“举直错诸枉”的含意，子夏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因为举错合义，人皆化而为仁，见不到不仁者了，似乎不仁者都己远远离去。
当然，“使民也义”绝不局限于此范围内，但是影响大的恐怕还是选拔怎样的人到领导岗位的内容。孔子对此十分慎重，他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他要求:“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因为孔子发现“巧言令色，鲜矣仁”，可是“巧言乱德”，却又最能混淆视听，骗得领导信任。孔子主张进行认真的考察，并提供了一个冷眼观察的方法:“视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从被考察者的行事、动机、习惯等诸方面去了解分析，绝对无法隐瞒，这样“举措”之际就不会出差错，群众心服，事情也就好办了。
孔子提出的这四点只能是一个管理者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一个管理工作者，尤其是高层次的领导，其道德修养中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信即诚。如果表面与内心不一致，言与行相悖，则不能取信于群众，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孔子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当子张问政时，孔子答之以“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居”是存诸于心，“无倦”则能始终如一;“行”是发之于事，“以忠”则能表里如一。
“ 忠”、“信”、“诚”只是层次高低深浅有别，本质却相通，如果能切实做到了，任何群众都会拥戴你，那真能无往不利了。所以“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貂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然而，现实社会“圣贤”的道德素质怎能达到这个净化的高度?又从何处去找客观的制约力量?孔子还无法从其它途径去解决这些难题的。
三、管理的对象是广大群众，这是人数中占绝大数的至关重要的群体。怎样使他们适应理想社会的生存环境，接受种种管理方案?孔子提出的方法是外在教育和自身修养的统一，应该让他们具有便于管理的人格。孔子强调“有教无类”。任何社会中只要是有人群、有政府或管理机构的地方，必然有教育，而且首先必然是道德修养，以此来塑造人的人格，也是极其重要的大事，这是孔子放在首位的关键。
孔子是以道德教育为这一活动的中心点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若用法制禁令去教导群众，再用刑罚去统一其言行，或者也可使其不敢违反，但却丧失了羞耻之心，也就是说虽不敢为非作歹了，而为恶之心未除，那是不好管理的;如果用道德去教导人民，再用礼去统一言行，则民日趋于善而耻于为非，成为自觉行动，也就是说奉公守法成为个性的构成部分，岂不是极为理想?!
孔子需要群众具备哪些道德呢?最首要的是容忍与不越轨。前述的“仁”与“礼”，也是对群众的说教，即要求自我遏抑私欲，服从统治阶级要求的道德规范。这是达到“和为贵”理想社会环境的需要，当然是以牺牲群众为代价的。孔子从此立场出发，也就发出“苟志于仁矣，无恶也”的呼吁了。
这种道德的核心，也就是泯灭自我，顾念别人。所以“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怎样去爱别人呢?“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处处要想到别人。更进一步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那是甚至可能损及自己利益而去成全别人，这样的群众实在太理想了。孔门弟子颇能领会老师精妙旨意所在，认为要培育这一道德观念，应该利用血缘关系，从对近亲的自我牺牲做起，所以“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由近及远，为根到底不是为了维护整个秩序，所以有子接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子夏也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奉养父母能竭尽其力，效劳君主能奉献其身，为朋友能一诺千金，此即孝、忠、信三种德行，都是为了另一方面的利益而牺牲自我。
孔子提出:“吾道一以贯之。”一个有道德的人，应是“豪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表率，他甚至是应该为了他人而生存的。既要尽力为人效劳还要宽恕对方的一切。孔子用倡导自我道德修养进行的思想教育，已成为比较稳定的心理特性的总和，即拟塑造成一种甘愿处处吃亏、时时吃亏的人格，那是多么便于管理啊。这样的群众是能使整个集体成为和睦的大家庭的理想群众，所以孔子强调若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可以“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再则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内外都无怨，大家都欢迎。但是，在过去的年代里，却只能是被用作自欺欺人的幻象。假设历史上真有过这样的群众，那么也只能是:已失去了独立的人格的、为他人而生存的、具有依附式人格的群众。这样的群众虽然缺乏独立的个人存在的人格，然而确能成为孔子理想社会中坚固的奠基石。
孔子的《论语》中遗存的以“和”为中心，“仁”、“礼”为两翼的社会管理理想，是富有开创性的。然而，《论语》中这些确有独到见解的管理思想，在数千年的封建集权制度下或被有意的歪曲，或被无意地误解，成了统治者驭人的工具，早已被弄得面目全非，现在是该归真返璞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l〕本文引文出自《论语》以下各篇:学而【A〕.子罕!A].宪问/
〔A〕述而〔A」.阳货仁A〕.子路〔A〕.为政〔A].颜渊〔A].八份
〔A〕里仁【A].季氏【A].卫灵公「A].公治长仁A].子张【A].
〔2〕论语(程昌明译注)【C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