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FDI技术吸收能力研究由代写论文中心提供特别整理，更多代写管理学论文下载请联系论文代写专区。
1.FDI技术代写管理学论文外溢效应的理论基础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源于跨国公司的形成与发展理论。Hymer(1976)指出创建跨国公司的必要条件是必须拥有专有知识和技能的所有权优势，否则跨国公司无法在与东道国企业的竞争中取胜，因为当地企业往往具有市场环境、消费者行为以及商业经验等方面的知识优势。Dunning(1977;1981)提出著名的OLI范式用来解释了跨国公司进行关于FDI的决策，跨国公司从事FDI可以获得所有权优势、本地化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然而，在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的频繁接触中，跨国公司的专有知识和技能可能不通过市场交易就转移到东道国的当地企业中，即发生技术溢出效应(B10mstrom&Ko球0，2002代写管理学硕士论文;Haskei，2002)。一般认为，发生技术溢出效应的途径有四种:一种是示范效应，也称传染效应(ContagionEffects，Findlay，1978)，指国内企业通过对外企新技术、新产品、生产流程的模仿和学习而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二是竞争效应，即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迫使本国企业被动加大研发投入，加速生产技术、生产设备的更新升级。三是人员培训效应，指外资企业对当地员工，尤其是管理人才、研发人才的培训投入提升了当地人力资本存量。四是链接效应，指外资企业通过与国内企业上、下游产业链接效应而带动了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其中，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一般发生在产业内(inira一indus管理学毕业论文try)技术溢出，而链接效应大多存在于产业间(inter一indus甸)技术溢出。
2.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l)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caves(1974)[3l分别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他选用这两个国家1966年制造业的行业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加拿大制造业当地企业的利润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正相关，而澳大利亚制造业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呈现正相关。因此，他认为，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制造业中存在着FD的正技术溢出效应。Blomstrom和Persson(1983)[4]选用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使用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的评价指标，同时选用行业资本密集度以及劳动力绩效作为影响FD的特征变量，实证得出了FDI正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Ko饮o(1994)l5]通过对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只有在跨国公司所采用的技术不是很复杂，且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较小时，技术溢出效应才会变得比较明显。因此，当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技术差距过大时，当地企业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会难以吸收。Liu等(2000)l6]通过对1991一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英国制造业中也存在明显的FDI正溢出效应，同时他们还发现在技术差距比较小的行业里溢出效应更加明显。这点与Ko球。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在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间的技术差距较小时，当地企业具有较高的吸收能力。(2)不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Haddad和H翻on(1993)[7]分别对摩洛哥制造业1985一1989年间的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进行考察，没有发现明显正溢出效应的存在。类似，Aitken和H而son(1999)181选用委内瑞拉制造业1976一1989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该国普遍存在负的溢出效应。Driffield(2001)l9]运用英国制造业1989一1992年间的行业面板数据，研究了跨国公司通过投资、产出以及R&D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没有发现任何投资、产出以及R&D能够带来溢出效应的迹象。但他发现当地企业生产力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跨国公司子公司，他认为竞争对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具有作用。H耐s和Robinson(2001)选用1974一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分别对行业中存在外资、地域内存在外资以及产业上下游存在外资这三种情况所导致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其中，第一种是行业溢出效应，第二种是集聚导致的溢出效应，第三种是行业间的溢出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这三种溢出效应都不明显，但是第三种行业间的溢出效应相对要比前两种明显。Damijan等(2001)[l0]对8个转型经济国家(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制造业1994一1998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考察，结果发现这8个国家的制造业都不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在深入研究当地企业吸收能力以后，他们发现罗马尼亚存在正溢出效应;捷克和波兰却存在负溢出效应:而其他国家则不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造成技术溢出效应产生国别差异的可能原因有两个:一是研究方法和数据选择的差异;二是东道国对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不同。从研究方法设计上来看，初期大家大多运用的是计量方法来寻求统计规律，进行实证研究，而计量方法一般又是有缺陷的。另外，从数据的选择来看，采用行业横截面数据的研究，基本能够得出正溢出效应的结论，而采用企业面板数据的研究，一般都是得出负溢出效应或是无溢出效应的结论。迄今为止，在所有使用面板数据，尤其是企业面板数据的研究中，大多数文献都反映了负溢出效应或无溢出效应的结论，只有少数不多的文献(Liu等，2000;Damijan等，2001)发现了显著的正溢出效应。但事实上，采用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并且使用企业数据而不是行业数据，能够更有效地反映有关技术溢出效应的真实情况。因为研究者使用面板数据可以关注较长一段时间内东道国企业生产力水平的变化，并且能控制与时间相关的变量，从而更好地把握溢出效应是否实际发生;而采用横截面数据只能在某一时点上进行研究，因此，检验结果的说服力也较为有限。有关技术溢出效应国别差异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在于东道国技术吸收能力的差异。依赖于东道国技术吸收能力的“技术条件收敛”假说较好地验证了前述学者们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FDI技术外溢的检验结果。对于技术水平较为接近的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而言，由于东道国本身具有较强的技术学习、吸收能力，也由于投资企业的技术能够较快地适应当地生产条件、并很快为当地企业所模仿，因此对发达国家的检验大多支持了技术外溢假设;然而，对于初始技术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商企业的领先技术并不适宜于直接用于当地生产，更由于发展中国家当地企业缺乏足够的技术吸收、学习能力，因此对不同研究对象的实证结果往往大相径庭。
3. FDI技术吸收能力的研究Cohen和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AbeorptiveCapacity，ACAP)概念，此后，一些学者便不断地将吸收能力的概念引入到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当中来，从不同的角度来诊释吸收能力的概念，内涵及影响作用。由于资源察赋和经济系统的基础要素和环境要素的差异，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技术吸收能力，具体表现为东道国企业的学习能力与模仿能力的差异。不同的技术吸收能力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所以各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假设检验结论出现了差异。吸收能力研究无疑为考察技术外溢效应提供了新的视角，尤其是对于发展中东道国而言。目前，关于技术吸收能力的决定要素的研究文献较多，但主要还是集中在人力资本、R&D、金融市场、市场体制等方面。
4.FDI技术吸收能力影响因素的国外相关研究
(l)人力资本与技术吸收能力Borensztein等(1998)11’]开创了人力资本对技术吸收能力影响的研究，他们首次设计了包含人力资本与FDI连乘变量的回归模型，利用1970一1989年69个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受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的临界值(下恤esholdEffect)影响，即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足够丰裕时，东道国才能充分吸收FDI技术外溢。xu(2002)I’2项」进一步对吸收能力“临界值”效应进行了检验。与Borensztein等一样，Xu(2002)同样采用男性受中等教育年限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指标，首先按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丰裕度对样本进行了排序分类，然后利用聚类分析法对这些分类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超过了2.4年时，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才为统计意义显著的正值。Lankh咙zenM(2001)【’3]则对研发部门人力资本结构对吸收能力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结果发现直接参与到生产活动中的研发人员占全部研发人员的比重能较好地衡量一国的吸收能力。另外，见chard灿eller&PhiliPAndrewStevens(2002)[’4]对1973一2992年9个oEeD国家FDx流入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Blomstrom&Ko球o(2003)对FDI与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的相互关系研究，均发现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对技术吸收能力具有促进作用。此外，NikaMurovec&IgorProdan(2009)【”项lJ认为现存的一些经验研究大多检验了人力资本中员工先前的受教育程度对吸收能力的影响，但是却忽视了之后企业培训的重要性，而这种企业培训才是企业真正需要关注的。因此，他们认为在对人力资本与吸收能力的研究中，更应该强调企业培训的研究。(2)R&D与技术吸收能力cohen和Levinthal(1989)【’“】第一次明确论述了R&D与技术吸收能力的关系，他们认为R&D可以提高企业两方面的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吸收能力，其中技术吸收能力包括获得、吸取、转化和运用外部信息的能力。verspagen(1992)[，7]在eo址n和Levinth日(1990)【’8]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技术的“条件收敛”假设，即技术收敛假说的成立必须依赖于一定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技术落后国家自身的技术能力能否有效地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近年来，不少学者对R&D与技术吸收能力进行理论上的探讨:Kajnien&Zang(2000)和GrUnfeld(2003)认为东道国企业内部研发投资不仅能直接降低企业成本，同时对吸收能力也会产生作用;KarnienandZang(2000)，Moltoetal.(2005)和weithaus(2oo5)分析了企业对R&D最先投入方向的选择以及方向选择的不同所产生的吸收能力的差异的原因;DermotLeahy&J.Pete:Neary(2007)[l9]分析发现具有高成本的吸收一方面能提高企业的的研发效率，另一方面能降低有效的溢出系数。在实证研究方面，遵循eohen和Levinthal(1990)的思想，儿nos址ta(2000)[20]从生产函数出发推导出一个简单回归模型，通过构造连乘变量将东道国研发的作用分为两部分:研发的创新作用和研发的学习效应，即东道国国内研发的增加将提高国内企业对技术的吸收效果，利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业1995一1998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对R&D的创新效应和学习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国内研发的学习、增进吸收能力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其创新作用。此后，Escribanoetal.(2005):Griffithetal.(2004):K力e1ler&Stevens(2O06)和Mancusi(2004)用不同的方法对R&D和吸收能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然而，他们分析出的结果却是不一致的。(3)金融市场与技术吸收能力高效的金融市场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有效配置金融资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在金融市场效率与技术吸收能力影响的研究方面，Alfaro等(2003)[2’}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他们选择了金融系统的流动性负债(MZ/GDP)、商业银行资产、私人部门货款、银行货款和“股票成交额/GDP”作为衡量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五个指标，运用1975一1995年期间71个国家的跨国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只有金融体系完善和发达的国家才能够做到充分、有效地利用FDI。NielSHermes和彻bertLensi放(2003)[22]建立了一个直接包含金融部门变量的简单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借助于最小二乘法，以“银行贷款额”指标表示金融发展水平，运用亚洲、拉美和非洲共计67个国家的数据，结果显示，国内金融体系富有效率的国家(共计37个)，对经济增长有正的贡献率，这些国家多为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国内金融体系缺乏效率而且非常脆弱的国家(共计30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负数，它们多为非洲次撒哈拉地区国家。Chee一KcongCHoongctal.(2004)[23]采用时间序列数据，以“贷款额/GDP”指标表示金融部门发展水平，借助于技术和误差修正模型，通过对发达国家(以日本、英国和美国为例)和发展中国家(以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为例)的国内金融体系在“FDI引致的经济增长”和“GDP增长引致的FDI”中的作用的比较分析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并且他们进一步指出，要使FDI促进经济增长，东道国国内金融体系的发展至少应达到一个最低水平。J.Bensonn切由别肌(20汉)124]利用2979年到2995年50个国家的数据，对FDI和外国证券股权投资(EFP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同样证实了金融发展水平对技术吸收能力提高的重要性。(4)市场体制与技术吸收能力市场体制与技术吸收能力的关系是通过经济体制，经济开放度以及市场竞争程度等方面实现的。市场体制主要是通过济开放度和市场竞争状况等方式来影响一国技术吸收能力。衡量一国经济开放度最常用的代理指标为贸易开放度，它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影响技术吸收能力:一是贸易开放通过从发达国家进口先进的产品、设备和仪器能给本国带来更多的模仿和学习机会(Grossman&Helpmen，1991);二是贸易开放通过竞争效应迫使东道国企业投入更多的研发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Hohnes&sc知rnitZ，2001)Findiey(1978)、Koizimi&Kopec均(1997)、Wang(1990)以及形veraBatiz(1991)分别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中间投入品产业的多样化角度，对FDI规模扩大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做了详细的理论分析，证实了对外开放规模和FDI的外溢效应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的存在。Boer等(2001)[2，]对土耳其制造企业研发的实证研究以及eominan.&B.Hobijin(2004)l26]对23个发达工业国家的20种技术扩散的实证都证明了贸易开放影响技术扩散速度的竞争效应，显然，这种效应会影响东道国技术吸收能力。关于市场竞争度对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学者普遍认为，FDI的进入会增加东道国相应行业的竞争程度。本地企业在面对竞争压力的状况下，会努力采用新技术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避免原有市场份额的丢失或被挤出市场(Ko球。，1992)。Sioholm(1999)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时，采用反应行业集中度的指标“He币ndalh’’进行分组，结果表明:当Herfindalh较低，行业中企10业竞争越激烈，FDI溢出效应就越明显，此外，Balasub~anyam等(1996)认为，只有在完善的东道国市场体制下，外商企业才能通过竞争效应迫使东道国企业加强研发投入以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否则，如果东道国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市场垄断现象。(5)其他决定要素与技术吸收能力除了上述的人力资本、R&D、金融市场效率以及市场体制对吸收能力具有重要影响外，其他诸如基础设施、知识产权保护、所有制形式、政府政策(尤其是银子政策)、发展战略以及东道国的文化、风俗、政局等等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均可能对技术吸收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Ab~o诚tz(1986)[2v]在分析国际间生产率水平的分化和收敛时指出，一个国家要吸收先进的科技成果，必须首先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技术水平等基本条件。MarketGogers(2004)[28]在他的回归模型中引入了留学生、电信基础设施以及出版物等新的吸收能力指标变量，并以工人人均GDP增长率和多要素生产率为因变量，分别运用Sachs&Wamer(1997)和BaJ比0&Sala-i一M叭in(1995)基本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电信基础设施与工人人均GDP增长率或者多要素生产率之间在两个模型中均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前一个模型中显著性较差，而在后一个模型中较为显著。YukoKinishita&ehia-HulLu(2006)129]通过建立世代交替结构模型，利用42个发展中国家1970一2000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FDI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但只有当东道国的基础设施水平达到一定的水平时，FD工的技术溢出效应才会出现。Brabstetter等(2005)[30坏J用16个国家，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主要数据分析美国跨国公司对加强IPR保护的反应，发现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异国进行只是产权改革后，通常会扩大其规模。另外，Mansfield(1994，1995)、Maskus(1998，2000)和NunnenkaJ爪p&Spatz(2003)对不同产业中的IpR保护与FD工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不同的产业中工PR保护对FD工的作用是不同的。
5. 技术吸收能力影响因素的国内相关研究目前，国内关于技术吸收能力的国家层面的研究文献还不够系统、深入。在FDI技术吸收能力的诸多决定要素中，关于R&D、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的实证研究有部分学者取得了较多成果(赖明勇，2002[川、2003、2006132];沈坤荣和耿强，2001[3，];陈涛涛，2003[34])，而关于市场体制、基础设施与知识产权大多数研究还是停留在定性分析方面。赖明勇等是研究中国FDI技术吸收能力较早的学者，他们以Borensztein等(1998)模型为基础，研究发现在影响吸收能力的众多因素中，人力资本存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选取3类人力资本不同指标(中学生入学率、大学生入学率、政府教育投入)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我国FDI投资分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业为主，因此具有中学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反而比具有大学教育程度者能够较好地与FDI结合在一起，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前者有着后者所不具备的相对“廉价劳动力”优势。胡立法(2006)[35]在Alfiiro等(2003)模型的基础上选取了金融系统的流动性负债(LLY)一M2/GDP、私人部门贷款(PRIVCR)一金融中介对私人部门的贷款除以GDP两项指标，纳入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并分别选取了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和英国，以及发展中国家韩国和巴西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结果发现落后的金融市场确实对促进经济增长不利，对中国的实证检验也证明中国的金融市场对中国利用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陈仲常(2008)〔剐在就外商直接投资(FDl)和本国投入的研究与发展(R&D)对一国技术进步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对比分析时，先借助于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中阿默的“边干边学”模型，构建FDI、R&D和TFP三个变量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FDI和R&D作用的时滞进行定量分析，从而得出结论: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的技术外溢效应有限，而一国的研究开发投入才是推动本国技术进步的根本原因。综上所述，到目前为止，FDI技术吸收能力的决定要素的研究总体而言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以下两个方面还是存在着不足:(l)缺乏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在进行技术外溢和技术吸收能力的研究时，学者大多将技术吸收能力的决定要素分开进行分析，部分学者将多种衡量吸收能力的指标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下来进行综合研究(如B10mstrom&sjoholin，1999;赖明勇，2002;张斌盛，2008)，发现其他因素在同FDI发生相互作用促进技术吸收能力提高的同时，通过与另外变量的交互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其对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这点提醒我们在考虑技术吸收能力建设时，应该综合考虑各影响因素，而不是考虑其中部分因素，这样可能会削弱影响因素之间的正反馈作用，降低了制度的运行效率。(2)检验模型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尽管吸收能力的研究是由于新增长理论的兴起所激发，但大多数研究并没有在新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起吸收能力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相反，很多研究仍然侧重于运用计量方法进行实证研究，而且这些研究往往建立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模型基础上。尽管有关吸收能力的研究已经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然而如何结合新增长理论来对吸收能力、技术外溢研究建立起一个完备的理论框架将是今后一个发展方向。若您对管理学毕业论文有所需求，请到管理学论文专区下载http://www.1daixie.com/dxglxl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