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管理学论文，笔者通过梳理旅游产业发展、居民收入差距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相关文献与实证分析，得出旅游产业发展中存在“幸福悖论”，旅游产业发展会对居民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人们对幸福感的追求
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在追求“幸福”。《尚书·洪范》中的“五福”说是中国最早的针对“幸福”的论述，“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阐述了“五福”说的基本幸福思想，它将个体的幸福定义为长寿、富贵、健康、美德、享尽天年五个幸福要素，是中国最早的幸福定义[1]。而后的诸子百家基于“五福”说融入自己的价值观，形成了儒家幸福观、道家幸福观和佛教幸福观等中国传统幸福观。中国传统幸福观的形成源于对百姓幸福感的重视，是古代百姓追求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产物，并且强调关注外在幸福的同时更要关注内在幸福[2]。中国传统幸福观影响中国上下几千年，幸福思潮伴随着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和价值理念的多元变化，让幸福不仅仅是以传统的幸福观标准进行衡量，而是更加注重合理地追求个人幸福，形成个人的幸福理念。在文明民主的新社会里，谋幸福不仅仅是个人的追求，更是党和国家的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的一切工作就是要为老百姓排忧解难谋幸福”，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现阶段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3]。追求幸福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目标。
1.1.2 旅游是人们追求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旅游业将提升居民幸福感作为产业发展方向和使命，同时人们也认为旅游是实现幸福感的有效途径。2019年我国国内年总出游人次达到60.06亿，国内旅游总收入达到1312.54亿元；2020年初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影响下，国家政策要求有组织的旅游活动全面停止，直到4月13日部分旅游景区才开始有限制的接待工作。旅游业起初受到重创，但随着疫情情况好转，旅游业的复苏态势明显增长，第一季度的旅游人次仅为2019年同期人次的16.6%，收入仅为其12.98%；但到国庆中秋期间，两个数字分别攀升79%和69.9%，可以看出旅游活动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项活动，大众旅游时代，旅游成为人们追求生活幸福的重要方式。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一是分析以往旅游幸福感的核心理论，并拓宽旅游产业发展与居民幸福感的研究视角。目前，旅游学界对旅游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是着眼于旅游者幸福感和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感，从宏观经济与微观个体相结合的角度探究旅游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较少；同时旅游与幸福感的关系是一种动态过程，旅游产业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每个阶段并不具有一致性。本研究核心是从经济学视角分析旅游产业发展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旅游产业发展和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影响因素。本研究有望弥补前人的研究不足，对旅游幸福感研究进行理论补充，推进旅游幸福感理论的研究。
二是探讨旅游产业发展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完善旅游幸福感的研究框架。在经济学中，分析“幸福悖论”的最主要影响机制是收入差距，目前旅游学中主要是探究地区间的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的影响，缺少从微观个体角度考察居民收入差距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本研究考察居民收入差距对旅游产业发展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影响，并且在此基础上将个体身份差异作为调节变量，分析性别、户籍和职位阶层构成的身份差异是否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中介机制。本研究从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来分析旅游产业发展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影响机制，深化研究纵深，创新研究框架。
第2章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2.1 概念界定
2.1.1 幸福感
研究初期，哲学家们就开始探索“什么是幸福”，梭伦首先开始了对“幸福伦理学”的研究。伊壁鸠鲁的“快乐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实现论”是幸福理论发展的基础[10-11]。伊壁鸠鲁的“快乐论”认为我们最基本的道德义务是最大限度地进行快乐体验；而亚里士多德的“实现论”则认为真正的幸福要在伦理道德的约束之下，忠于自己内心，实现自我的提升，他认为享乐主义所认为的感性愉悦是庸俗的[12]。
在心理学家开始涉及“幸福”这一话题后，幸福的概念开始逐渐建立起来。Wilson（1967）以“快乐论”为基础形成了主观幸福感的框架，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表现为幸福和快乐是等同的[13]。这一观点得到了Bradburn的支持，Bradburn（1969）在《心理健康的结构》中指出情感状态可以分为积极的情感状态和消极的情感状态，两种情感状态是相互独立的，而幸福感就是在于积极和消极之间的平衡[14]。Andrews 和Withey（1974）提出主观幸福感存在认知维度，认知维度又或是生活满意度，就是通过在一个适合自己的标准之下，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整体的评价[15]。生活满意度相较于单纯的快乐感，不满足于对阶段性情感状态的反映，而是强调个体对长期生活状态的评价。
与以“快乐论”为基础的主观幸福感不同的是，以“实现论”为基础的心理幸福感（Psychology well-being，简称PWB），表现为通过自身努力，发挥潜能实现自我，其核心是幸福的客观性和理性控制。Aristotle（1990）主张幸福是人的自我实现，追求纯粹的快乐不能称为幸福。同时，幸福追求是理性的过程，是对个人努力追求生活目标的展现，在达到目标时获得了“至善的幸福”[16]。Waterman（1993）认为幸福是人们全部身心的投入，可以将幸福分为人格的展现和潜能的激发两个部分[17]。Ryff（1989）将幸福感定义为“努力表现完美的真实潜力”，反对享乐主义将幸福感等同于快乐[18]。
2.2 文献综述
2.2.1 幸福感的测量
居民幸福感的测量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规范化。Bradburn（1969）基于情感因素编订了情感平衡表（Affect Balance Scale，ABS）[14]。Kozma和Stones（1986）对Bradburn的方法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Bradburn的方法评价是当前的个体情感状态并不能代表整体的情感状态，因此他们制定了MUNSH量表（the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Scale of Happiness）[34]。Watson等人随后编制了PANAS量表（the 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对于跨文化幸福感的研究更为方便[30]。目前的幸福感研究中，大部分研究使用Neugarten和Diener编制的量表，即生活满意度指数量表（Life Satisfaction Index，LSI）以及生活满意度量表（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31-32]。然而上述量表开发主要从个体情感维度考察，并未考虑个体心理层面的幸福感。Campbell（1976）的幸福感指数量表（Index of Wellbeing）是在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相结合的基础上得出的，其中包含了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的两个部分[33]。Fazio和Argyle（2011）编制了总体幸福感量表（Psychological General Well Being Schedule，PGWB）和幸福感问卷（Oxford Happiness Inventory，OHI），幸福感问卷是研究主观幸福感的常用测评量表[35]。
第3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23
3.1 理论基础 .................................. 23
3.1.1 收入决定论 ................................ 23
3.1.2 相对剥夺理论 .................................. 23
第4章 研究设计 ......................................... 29
4.1数据来源 ....................................... 29
4.2 研究变量 ....................................... 30
第5章 实证结果分析 ................................ 37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37
5.2 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 39
第5章 实证结果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5.1是对本研究的变量进行统计分析，在对幸福感从低到高进行取值后，幸福感的均值为3.82，表明受访对象的平均幸福感处于一般和幸福之间。旅游总收入最小值是123.75亿元，最大值是11994.79亿元。在样本中，基尼系数平均值为0.85，并且标准差为0.1，说明调查群体的收入差距较大，基尼系数最大达到0.92，最小为0.63。在受访者的年龄上，平均调查年龄是49岁并且跨度较大，最小年龄是17岁，最大年龄是103岁。受访者性别的平均值是0.48且标准差较小。在婚姻状况方面，平均值为2，表明受访者绝大多数为已婚状态，这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对象平均年龄在44岁有关。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平均处于初中与高中水平之间。健康状况的平均值为3.52，表明受访对象的健康状况大多数是一般健康和比较健康，有研究证明健康水平与幸福感存在正向关系，因此可以看出调查对象的健康水平与幸福感平均值相近。党员身份的观测平均值为0.11并且标准差较小，说明被调查对象的政治身份多为非共产党员。数据中调查对象的宗教信仰平均值为0.12，表明无宗教信仰的群体居多。在户籍方面，农户和非农户的数量接近平均，其平均值为0.41。就职位等级方面，职位等级的平均值为0.41，即上层群体和下层群体的数量差别不大。从社会公平和社会信任两个方面来看，其平均值分别为3.07和3.44，均处于平均水平偏上，表明居民认为社会趋于比较信任和比较公平。社会阶层的平均值为4.19，表明大部分的受访对象将自己归类为社会的中间阶层。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现阶段，我国旅游产业快速发展，主要影响因素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居民认识到旅游活动能够促进幸福感，体现为不断增长的旅游需求；二是政府认识到旅游产业发展对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作用，体现在政府部门将旅游产业定义为“幸福产业之首”；三是旅游产业发展优势逐渐显现，从联合第三产业发展到带动乡村减贫，都体现出旅游产业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区域经济，进而增进居民幸福感。如今，旅游产业发展中存在过度重视旅游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的问题，而这必然会对社会产生一系列消极影响，体现在旅游者体验质量下降、目的地居民和旅游者的冲突以及环境破坏等方面。这些社会问题的出现会显著削弱旅游产业发展中经济效益带来的正向影响，引发旅游“幸福悖论”。因此，探究旅游产业发展与居民幸福感之间长期关系能够更加积极引导旅游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发展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经济优势体现在缩减贫困、拉动就业等方面，同时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有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可以看出居民收入差距在旅游产业发展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因此，考虑居民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具有研究意义。
个体身份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包括了个体性别、户籍和职位等方面的差异。如今，性别差异在收入层面体现为性别收入不平等，在幸福感层面体现在社会观念和社会责任等方面。在中国社会环境下，户籍和职位体现着一种“社会身份”，户籍制度不平等分配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造成城乡差异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对城乡居民幸福感造成差异化影响。职位阶层代表个体社会资本的富裕程度，职位阶层越高，越能够拥有更多的人脉资源和收入，进而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探究个体身份差异对居民收入差距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