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管理学论文，本文主要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八角镇乡村旅游地——庙花山村为研究区域，以庙花山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复杂性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主要理论支撑。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部署。乡村旅游凭借原生的自然山水与特色的民俗文化，成为新时代下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证，同时也吸引了当地居民、当地政府、旅游企业等旅游发展主体的重视与关注，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加之越来越多的人面临着快节奏和高强度的现代生活，他们开始寻求乡村诗意悠闲的生活方式，乐于体验乡村特色文化、农家美食、自然风情等，而乡村旅游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民族文化和优质的生态环境等旅游资源优势，在满足游客心理和身体需求的同时，得到了迅速发展。2020年，中国旅游研究院与电信旅游大数据联合平台显示，乡村旅游业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总收入超过5800亿元，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升。
近年来，乡村旅游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而这些影响的最直接承担者便是当地居民。一方面，《关于旅游业 21 世纪议程——实现与环境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明确指出了以居民作为关怀对象，把旅游地居民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之一。此外，居民在感知乡村旅游发展带来影响的基础上，产生了对当地旅游发展的态度，最终决定其对旅游发展的支持行为，制约着乡村旅游的发展质量，因此研究重要利益相关者——旅游地居民，对乡村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必不可少。另一方面，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也使得学者们开始从居民视角出发，对乡村旅游的发展进行探究，其研究结论存在一些差异，学者们将其主要归因于旅游地类型的不同和旅游发展周期的差异性，然而较少从支持度内部制约因素角度来探究对居民支持度的影响。有研究表明，旅游业是在不同特征环境下发展的，乡村旅游居民支持行为的产生也并非受单一因素影响，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表现。这些因素导致不同乡村旅游地，甚至同一乡村旅游地不同居民之间的支持度也存在差异，严重影响乡村旅游的发展，因此进一步分析乡村旅游地居民支持度影响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也显得极为必要。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文章基于复杂性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通过构建乡村旅游地居民支持度影响因素模型，综合纳入了居民的人口学特征、旅游影响感知和社区归属感等相关因素，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八角镇乡村旅游地——庙花山村为研究区域，当地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实地发放问卷形式获取研究数据，在问卷信效度和模型拟合度满足的基础上，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法，探究各影响因素对居民高水平和低水平支持度的影响，结合旅游地实际发展状况，以期筛选出符合要求的因素组合模型，增加我们对乡村旅游地居民支持度影响因素复杂性的了解，为当地政府和管理者维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路径和管理经验。
1.2.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乡村旅游地居民支持度作为一个复杂的结果变量，常受多种因素作用，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旅游影响感知因素探究其与居民支持度的关系，对于结合居民的人口学特征和社区归属感等相关因素的综合研究相对较少。此外，社会交换理论和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旅游地居民支持度指标的设定提供了部分理论支撑，这些理论常基于因果对称关系进行探究，而对于因果非对称关系的解释相对缺乏，对研究结果中存在的特殊现象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因此，本文在社会交换理论基础上，以复杂性理论、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为主要立论基础，通过构建居民高水平和低水平支持度关系模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法，对乡村旅游地居民支持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其一，补充了乡村旅游地居民支持度影响因素的类型，为多类型因素下全面综合探究居民支持度提供参考；其二，基于复杂性理论视角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挖掘居民支持度的深度和内涵；其三，通过此次探究，丰富乡村旅游地居民支持度领域的研究内容和理论成果。
2 国内外研究综述
2.1 乡村旅游研究综述
2.1.1 乡村旅游概念研究
乡村旅游概念的界定作为学界开展乡村旅游后续研究和构建完备理论体系的基础，国内外学者对此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由于乡村旅游涉及的内容较为多元，研究区的旅游资源和地理位置等各具特色，导致不同学者的研究方向也不相同，因此对乡村旅游概念的界定也存在差异，主要包括官方组织机构和专家学者两个方面。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乡村旅游定义为发生在乡村的旅游活动，田园风味是其主要特点，即 “乡村性”是其本质特征[1]。世界旅游组织在《地方旅游规划指南》中认为乡村旅游是一种活动，游客停留在乡村及其附近区域，可以进行娱乐、休闲、学习生活等体验的活动 [2]。西方学者们对乡村旅游的定义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侧重点存在差异，一方面为Agritourism,其侧重农业，译为农业旅游；另一方面为Rural Tourism,其侧重乡村，译为乡村旅游。同时，一些学者从乡村旅游所侧重的不同内容，对乡村旅游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以期更加深入了解定义内涵，如Reichel（2000）等从乡村旅游活动发生的场所（农村或非城市区域）进行界定，认为该场所内进行的各种活动称之为乡村旅游[3]。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开始从乡村旅游所凭借的吸引物，对其进行探究。如Edward Inskeep（1991）认为乡村地区主要凭借当地风俗习惯和当地传统文化吸引游客，对他们产生影响[4]。还有一些学者从旅游目的角度对乡村旅游进行界定，如Nilsson（2002）认为乡村旅游主要是为了满足旅游者的休闲体验[5]。Mormonth（2010）认为乡村旅游区别于城市特有的旅游资源，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其主要目的是使他们能体验到乡村休闲生活，享受归园田居的惬意舒适 [6]。
2.2 居民支持度研究综述
居民作为旅游发展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其支持度水平的高低对旅游者的观光游览、政府制定旅游发展规划和旅游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产生重要影响。而支持度的产生又是多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主观行为。因此，了解居民支持度影响因素的测量理论与方法、内容与作用路径，为庙花山村居民支持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奠定基础。
2.2.1 居民支持度测量
1.居民支持度测量理论的研究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内容的不断拓展，学者们对居民支持度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在不断创新。国外学者关于旅游地居民支持度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测量。目前主要集中在愤怒指数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承载力理论、增权理论等。其中，受到较多学者广泛引用的是Doxey(1975)提出的愤怒指数理论，将居民对当地旅游的发展总体态度在四个阶段上进行划分：第一阶段为欣喜、第二阶段为冷漠、第三阶段为愤怒、第四阶段为对抗。并指出，随着当地旅游的不断发展，目的地居民对旅游者的态度是一个从欢迎到冷漠、再到愤怒，直至最后的对抗状态[28]，为未来进一步对旅游地居民态度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后来，Butler于1980提出了另一重要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揭示了目的地的旅游发展过程。他指出旅游地的演变会经历探索、参与、发展、稳固、停滞、衰落或复兴六个阶段 [29]。国内学者汪德根(2011)以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研究了居民感知、态度对旅游支持度影响的演变过程[30]。Lawson（1998）结合当地实际发展状况，从社会承载力理论视角出发，提出每一个旅游地的发展都不能超越其最大承载力，反之，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则会降低，甚至呈现出对抗的态度 [31]。郭红（2019）以旅游增权理论为理论基础，从地方依恋视角和旅游增权视角出发，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关系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地方依恋二维度（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与旅游支持度正相关，旅游增权四维度对旅游发展支持度影响程度存在不同[32]。
3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18
3.1 概念界定 ...................................... 18
3.1.1 居民支持度 ...................................... 18
3.1.2 旅游影响感知 ........................... 18
4 研究设计 ........................................ 23
4.1 研究区概况 ............................... 23
4.1.1 自然概况 ...................................... 23
4.1.2 历史文化 ................................ 23
5 结果分析 .................................... 33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33
5.1.1 样本分布 ....................... 33
5.1.2 因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35
5 结果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5.1.1 因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问卷中，除居民人口学特征外，其余部分变量共包含3个部分，均采用李克特量表对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因素、社区归属感因素、旅游支持度等测量，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能够了解各因素变量的数据分布特征，了解单个题项与居民支持度的数据分布特征。包括各影响因素测量题项的均值、标准差、偏度和峰度，其中，偏度和峰度的取值范围须在（-1.96，1.96）区间内。
表5-2显示，在旅游影响感知因素测量题项中，居民对生活成本的感知均值在2.29-2.42之间，表明了居民感知本地旅游发展带来的生活成本增加，持不赞同的态度。在经济获益感知和环境影响感知中，Ecob 3和Envi 2的均值都大于4，表明了居民对“旅游发展使本地的基础设施状况更加完善”、“旅游发展使本地道路卫生变得整洁” 的感知持比较赞同的态度，Ecob 4均值为2.96接近于3，表明居民对“旅游促进了本地经济发展”持一般中立的态度。其他因素的题项值介于3.61-3.96，趋近于4，表明了居民对经济、文化、环境中的其他方面的感知都趋近于赞同态度。不难发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因素的各测量题项的偏度有正有负，介于（-0.925，0.742）之间，峰度也有正有负，介于（-0.681，0.984）之间，均在标准取值范围内，本研究获取的数据属于正态分布，为下文模型的测量提供依据。
6 研究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八角镇乡村旅游地——庙花山村为研究区域，以庙花山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复杂性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主要理论支撑，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究居民人口学特征因素、旅游影响感知因素和社会归属感因素对乡村旅游地居民高水平和低水平支持度的影响，最终筛选出9个优质组态，共包含20个因素组合模型，满足复杂性理论的六项准则，证明了乡村旅游地居民支持度影响因素复杂性的特点，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路径。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6.1.1 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存在个体差异
人口学特征中，低学历、低收入居民较多保持高水平的支持度；“年长和低职业技术水平”的因素组合是制约居民低水平支持度产生的重要原因，对其他因素产生相互作用。同时，年龄差异也是制约居民支持当地旅游发展的重要原因，导致对旅游发展的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年轻人期望获得旅游发展带来的创业或就业机会，年长者则考虑简单的售卖当地特色产品获得家庭补贴来支持乡村旅游的发展。
6.1.2各影响因素对于居民旅游支持度水平的高低存在复杂的作用机制
旅游影响感知下，社会交换理论证明了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感知收益大于居民的感知成本时，对旅游发展保持高水平支持度，同时复杂性理论证明了居民对经济、生活和文化的成本感知高于环境收益感知时，也对旅游的发展保持高水平支持度，居民并不仅仅从感知旅游发展带来的收益和成本两个方面作为其衡量对旅游支持度的主要因素；社区归属感因素单独作用下，居住时间长和低社区参与度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更易产生低水平支持度，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应格外注意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因素对乡村旅游地居民支持度的影响；旅游影响感知和社区归属感二者共同作用下，经简化后的低水平和高水平支持度的因素组合模型发现，其组合路径下的因素并非一一反向对立，不能将居民低水平支持度简单作为高水平支持度的反向对立面。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