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

1.2 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应当解决的问题 从前文的图表分析，司法实践中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非法占有目的含义的理解存在分歧。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1，非法占有目的是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素，但其含义存在争议。我国《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含义，司法实践认定中没有明确释义，理论界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不同观点对非法占有目的不同界定直接影响是否构成犯罪及构成何种犯罪。
第二，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缺乏标准。实务中合同关系愈发复杂，一系列新型财产关系的出现，以及合同从签订到履行的过程中合同当事人的心理态度可能由于客观或者主观因素发生变化，出现了非法占有目的不是在合同订立或占有行为之前或者同时产生而是在其之后产生的情况，引起合同欺诈和合同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与侵占罪等罪的定性争议。
第三，以推定方法认定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没有有权依据。不能靠凭空臆想来断定，也不能依靠行为人主动承认非法占有目的，实务中引入了“推定”的司法证明路径，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样既保证了办案质量，也能够节省一定的司法资源，提升司法效率。然而“推定”本身是一种司法经验的分析（doctrinal analysis），它按照一定的规则结合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认定。但我国刑事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无法用统一的标准将未来可能发生的新情况进行涵盖，这样就可能造成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司法办案机关对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标准和依据不同，造成一定的认定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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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法律地位和含义

2.1 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法律地位
非法占有目的在不同国家规定不同，有的国家在刑法中明文规定作为构成要素，例如德国将非法占有目的明确规定在刑法条文中1，对于诈骗罪的规定亦如此。有的国家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例如日本。这样引起了理论界在解释论上的争议，存在“不要说”和“必要说”两种观点。
“必要说”认为取得类犯罪必须具备非法占有目的。持有该种观点的日本学者认为，非法占有目的可以作为区分毁弃罪和取得类犯罪的标准，前者只要求行为人以毁坏、隐匿等方法导致财物灭失、毁坏、无法被发现，而不要求行为人对财物有利用的意思，而后者就要求对财物具有利用其本身价值、用途的意思，应具备相应主观超过要素。而对于盗用、骗用行为中也存在非法占有目的情况，该种行为因法益侵害尚未达到刑法科处的程度，不构成犯罪。这样持“必要说”观点的学者认为非法占有目的具有区分取得罪和毁弃罪的重要机能，同时在罪与非罪之间同时存在也不存在困境，因此认为非法占有目的作为犯罪构成要素是必要的。
持“不要说”观点的学者认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刑法条文中未规定非法占有目的作为构成要素，因此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取得类犯罪的故意即可，否则有违罪刑法定精神。对于非法占有目的具有区分毁弃罪和取得罪的机能，持“不要说”观点的学者提出对于行为人以毁坏的意思取得财物后未实施毁坏财物行为的情况，“必要说”无法处理，因为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未实施毁坏行为，在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情况下，只能认定为无罪显然是不合常理的。同时对于“必要说”提出的非法占有目的具有区分罪与非罪的机能，也提出通过行为本身即可进行区分，无需再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区分标准。当然持“必要说”观点的学者对“不要说”也进行了相应的回击。日本通过司法判决的方式，认可了“必要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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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认定方法——法律推定
推定在证据法中一般被称为“代替司法证明的方法”。推定中有两个事实:  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基础事实是需要通过证据予以证明的，而根据基础事实得出的未经过司法证明直接被认定的事实，则是推定事实，两者之间应有常态联系。关于推定的分类，

国内外不同1。作为替代司法证明的一种事实认定方法，推定一旦为法律所确立，就变成一种法律规则，我们将那些为法律所确立的推定称为“法律推定”，而那些尽管没有为法律所确立，却由法官作为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所运用的推定则属于“事实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