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法律论文，本文通过对二战后美国行府对待性少数群体就业问题的态度转变、联邦法院在反对性少数群体就业歧视的作用以及性少数群体自身在争取就业权利平等的努力，试图理清美国性少数群体反就业歧视法律制度的建立及发展。
第一章 二战后联邦政府的同性恋就业禁令
第一节 二战前后美国社会对待同性恋的整体态度
一、作为基督教罪孽的同性恋
在古代雅典时期，同性恋就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见于雅典社会的书籍和记载之中。如在柏拉图的《饮酒篇》中便描述苏格拉底和阿尔希比亚的亲密关系，阿尔希比亚对苏格拉底的爱欲，以及苏格拉底冒着生命危险，在波提得亚战役中拯救阿尔希比亚，甚至被传为佳话，柏拉图也将这种关系描述为一种最高意义上的恋爱，是精神上的相爱，是一对真正相爱的人的对爱的共同追求，这又称之为柏拉图式的爱情。在古罗马甚至古代中国亦可看到同性恋现象的记载。
至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西方社会才将同性恋与罪相勾连。基督教认为同性恋是一种违背上帝意旨的“罪孽”的存在，因为同性恋是淫荡与淫乱的一种。《圣经》规定“男人和男人作出了羞不可堪的事，他们必然会在身体上遭受到报应（罗马书1:28）。”在严格遵守“一夫一妻制”社会的基础的基督教教义之下，淫乱是最大的“罪孽”，必定会受到惩罚。到中世纪，非自然性行为者、鸡奸者包括同性恋者成为了法律惩治的重点对象62，同性性行为甚至可能会被处以极刑。亨利八世继位期间，英国实行宗教改革，于1533年英国通过了《非自然性行为法》63，规定同性性行者为会被处以死刑，这部法律为后世欧洲大陆的反同性性行为立法提供了参考64。
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北美地区，也承袭了英国对待同性恋的态度。美国建国后，各州相继通过《非自然性行为法》。然而《非自然性行为法》在美国却很难执行，究其原因，第一，美国各教派林立，相对多元包容的宗教环境，使得《非自然性行为法》只是存在于北美白人社会的观点。如原住民的印第安男人，喜欢穿着女性的衣物，进行同性性行为，而且并不认为此是罪孽。第二，非自然性行为并非只有同性之间存在，避孕或者通奸等等都属于非自然的性行为，这样的立法严重与社会脱节，难以执法。第三，取证难，根据英国普通法程序，需要有两名现场目击者进行指证。
第二节 同性恋就业禁令——薰衣草恐慌事件
二战结束，冷战开始。1947年民主党人杜鲁门总统，颁布第9835号行政命令，要求整肃联邦政府内部，消除共产主义的影响。该行政命令又称为忠诚度令，拉开了清除美国政府核心部门不忠者的行动。在1947到1953年之间，超过300万联邦雇员接受调查，超过308名联邦雇员在接受忠诚度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后被解雇。
共和党将冷战不利的原因，归结为民主党人的行动不力。1950年2月，西弗吉尼亚州惠灵市的一次演讲使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并以他的名字为这个时代命名（麦卡锡主义1950-1954）。在那次演讲中，麦卡锡作出了煽动性的声明，即205名共产党员正在为国务院工作。麦卡锡提出了一份子虚乌有的“205个共产党”名单，然而该名单来自他的推测，直到交上名单之前，他都无法确定名单的具体姓名。因而他开始捏造名单，并瞄准了同性恋群体。如在他上交的81桩忠诚危险的名单中的第十四例和第六十四例都与“男同性恋者丑闻”有关。在那时男同性恋者是柔弱、胆小和怪异的代名词，常常和告密者，背叛者联系在一起。因而麦卡锡通过嫁祸同性恋的方式，将社会的舆论矛头指向同性恋，将同性恋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制造紧张的社会对立。
10450号行政命令是对9835号行政命令的一次扩大和延伸，其目标更明确，旨在清理联邦政府中的同性恋雇员，下三个方面得以体现。第一，相较第9835号行政命令，用于定义安全风险的标准主要是政治性的，即与可疑组织有从属关系或明显表现出不忠，10450号行政命令增加了对被坏的雇员的个人特性，稳定性和可靠性的更广泛的估计，如：那些“任何犯罪、臭名昭著、不诚实、不道德的可耻行为，以及惯用过量使用中毒，吸毒或性变态”因为其特性，不易在联邦政府中担任工作；第二，行政命令的条款还概括了有关评估性格问题的建议，该条款规定，对心理问题的医学评估应“对疾病的暂时性或持续性影响予以考虑”，这一条也是明显针对同性恋雇员展开，同性恋是不可转变的，因而他们必然会永久的失去他们的工作，而且这种直接针对将性变态者列为要求从联邦服务中撤职的规定，也适用于需要安全许可的私营部门雇员；
第二章 性少数群体反就业歧视诉讼的兴起
第一节性少数群体反就业歧视诉讼兴起的社会背景
1955年12月1日傍晚，蒙哥马利一位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在公交车上，因为拒绝给白人让座而被捕。消息一传出，引起了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注意。12月5日他宣布成立蒙哥马利权利促进协会，并担任主席，为罗莎·帕克斯支援。该组织迅速组织领导了大量的罢工和抗议事件，如抵制公交车事件，向华盛顿进军，孟菲斯事件。这便是民权运动的开始，大量的抗议活动引发了美国行政、立法等一些列的改革，推翻了以前的歧视性做法，如种族隔离但平等政策，同时也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黑人的住房、就业、福利等方面的政策和法案。
与其他少数族裔相同境遇的同性恋者们却掩饰着自己，不敢上街头要求自己的权利。然而弗兰克·卡梅尼（Frank Kameny）选择将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因拒绝回答就职单位美国陆军地图服务处关于自己是否是同性恋的问题而遭到了联邦政府开除的遭遇。面对歧视他选择反抗，将联邦政府的开除行为诉至法院，虽然败诉，但是他仍坚持向联邦最高院上诉。
1960年他与布鲁斯·斯科特 (Bruce Scott) 一起成立了华盛顿马塔钦协会（Mattachine），并且鼓励会员学习民权运动通过公开身份去争取权益，他还效仿金的作法，把每一个对同性恋歧视的案件和事件都公布于众，希望能引起社会的讨论，以此来寻求对同性恋群体的救济。
在1960年代在美国的东海岸，也出现了用公开和抗议路线取得同性恋群体权益的组织（如东岸同性爱组织），也开始效仿民权组织的斗争路线，组织了大量的示威活动，如1965年4月16号的在纽约联合国大楼前的抗议活动，1965年5月9日在华盛顿美国联邦政府大楼前的抗议活动等等。公开和抗争的形式让社会看见同性恋，并关注同性恋。
第二节 联邦法院对待禁令的态度转变
薰衣草恐慌给性少数群体的就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但在民权运动的浪潮下，同性恋权利运动蓬勃发展。同性恋的“去病化”运动也证明了同性恋和正常人一样，这都促进了同性恋反就业歧视诉讼的发展。不少性少数群体组织主动站出来，帮助遭受就业歧视的性少数者对联邦的就业禁令提起诉讼。如诺顿诉梅西案，就是在弗兰克·卡梅尼和马塔钦协会的帮助下提起的关于性少数群体联邦就业歧视的诉讼。此后又有不少的性少数雇员相继对联邦雇主的歧视性行为提起诉讼。
在1950年代，很少有同性恋者在法庭上控告他们被因其身份解雇，鲜少有胜诉的人。当时的法院遵循罗森布鲁姆和卡罗尔（Rosenbloom and Carroll）所说的“特权学说”对这一类案件进行审理。105该学说指出，由于联邦就业不是一项权利，政府基本上可以对这种就业施加它选择的任何条件。对雇员的保护，是一种“合理性”标准，即同性行为和工作服务效率之间是否存在合理性关联。基于对退伍军人的相关特殊保护，除非解雇能提高“服务效率”，否则他们不能被解雇。但法院在确定影响效率的因素时通常选择站在雇主那一边。很多很薄弱的证据都能用以证明同性行为和服务效率之间存在关联。
第三章 性少数群体获得有限的反就业歧视法律保护...................38
第一节 少数群体就业保护基本法1964《民权法案》 ····························· 39
一、1964《民权法案》立法背景 ····························· 39
二、1964《民权法案》立法过程 ·································· 39
第四章 性少数群体获得全面的反就业歧视法律保护......................60
第一节 同性恋军队就业歧视禁令（“不问不说”政策）的废除 ················ 60
一、美军针对同性恋的惩治 ···························· 61
二、“不问不说”政策的颁布 ······························· 64
结论....................78
第四章 性少数群体获得全面的反就业歧视法律保护
第一节 同性恋军队就业歧视禁令（“不问不说”政策）的废除
作为民主党人的奥巴马，在2008年的总统竞选中，他承诺要废除被美国社会诟病的不说不问政策，需要继续完成克林顿对性少数群体的承诺。2010年，奥巴马当选后，便开始敦促国防部对不说不问正展开调查，经过九个月时间的调查后，时任美国国防部首席法律顾问的杰·约翰逊（Jeh Johnson）和美国驻欧洲总司令卡特·汉姆（Cater Ham）共同宣布了调查结果，该调查结果认为不说不问政策可能给军队在团结和多元包容方面带来不利影响，支持废除不说不问政策。
终于在2010年12月14日，由杰森·艾特麦尔（Jason Altmitre）向众议院提交了废除不说不问的议案，并获得了众议院的通过。在同年12月18日，获得在参议院以65：31获得通过。最终，不说不问政策被废除。
军队作为反同情绪最为高涨的阵地，不问不说政策的废除，是同性恋权利运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胜利。标志着针对性少数群体就业歧视最为严重的堡垒已经被攻克。同性恋军人可以不因性取向而遭到歧视或开除。同性恋军人们可以自豪的表达自己的性取向，而不必在军队里掩饰自己，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同性恋军官也不必担心因为同性恋的身份而影响其职位升迁和军队生活。塔米·史密斯（Tammy Smith）作为一名公开身份的女同性恋在2012年被任命为将军，这也是美军历史上第一次，公开任命性少数群体作为高级军官。不说不问政策的废除，毫无疑问极大地振奋了性少数群体的权利运动的士气。同时也为同性恋婚姻平权和博斯托克诉克莱顿县案的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结论
行文至此，已经完成了对美国性少数群体就业歧视法律保护的介绍。风雨彩虹路，美国性少数群体职场经历也是他们真实生活经历的一个剖面，其中多少甘苦谈。
冷战时期，联邦政府推行的“忠诚计划”和“安全隐患”，清洗联邦政府里的性少数群体雇员。美国法院也无力的救济同性恋群体的联邦就业权利。著名的德福林和哈特关于同性恋去罪化的辩论，揭示了这一时期社会排斥同性恋的根本原因，即一种诉诸恶心的政治。这种诉诸恶心的政治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职场尤甚，和同性恋者共事，都觉恶心。这一时期的同性恋者只得畏畏缩缩的躲在柜子里，生怕自己的身份暴露。他们对自身的认知也来自他者的描述，没有任何话语权，甚至不少的性少数群体自身都认为他们自己患有严重的心理和生理疾病，根本没有想过自己能够获得与普通人一样的权利和生活，职场上的性少群体更不例外。“薰衣草恐慌”是这种政治和社会的恶心感的合谋，将性少数群体，尤其是男同性恋群体推到了悬崖边。
黑人平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石墙事件爆发，男同性恋群体首先选择站出来，向社会展示他们和正常人没有不同。如弗兰克·卡梅尼（Frank Kameny），这位因为同性恋身份被解雇的联邦雇员，就没有选择掩饰，坚持向联邦最高院上诉，争取自己的就业平等的权利。1960年，他与布鲁斯·斯科特 (Bruce Scott)一起成立了华盛顿马塔钦协会（Mattachine），一直致力于帮助性少数群体争取自己的权利。他们不仅争取权利，还通过站出来的方式争取。该协会不断地出现在街头、广播、电视和政府门口，并举止得体，向世人展示同性恋就在你们身边，而且他们并非妖怪。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议题出现在大众视野，女同性恋组织，跨性别组织，双性恋组织相继出现。越来越多的性少数群体选择公开自己的身份，积极争取自己的权利。性少数群体通过提起诉讼和游说以及组建自己的政治团体，利用竞选政治向政府议会和法院施压。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