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通过其强势话语，导致国际传播结构处于长期的不均衡状态，信息传播主要呈现从西方流向东方、从北方流向南方、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流通状态⑥。为了打破这种不平衡状态，也为了提高我国新闻报道的效果，更为了让国际受众对中国有个客观理解，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我国媒体一直不遗余力努力改进信息传播工作。以对外新闻报道为例，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家媒体习惯用“对外宣传”来表述对外新闻传播活动，便让西方媒体抓住的话柄批评中国没有新闻活动，说中国的新闻传播业是在为政府作宣传。为了促进世界对中国的正确认知，为了与世界接轨，“对外宣传”的使用频率逐步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对外报道”、“对外传播”。这三个名称之间虽然有差异，然而它们的实质内涵是比较相近，甚至相同，即:1182012 年指人类社会进行思想和信息交流的方式，其中大众传播媒介如广播、电视、报刊、通讯社、网络等扮演着主要角色。在“对外宣传”慢慢淡出对外新闻传播视野的同时，我国对外新闻报道实践从报道政策到报道理念再到报道技巧都出现了一系列的调整。具体点说，就是从新闻选题的选择到新闻事件和事实的筛选，从新闻故事结构的调整到新闻语言的运用等等方面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和调整。这些变化和调整的准绳主要是西方新闻游戏规则。之所以这样，目的是想通过淡化新闻传播的政治性概念，拉近与国际受众之间的距离，从而实现“与国际接轨”，提高新闻传播效果的目标。然而，努力的结果与预期的目标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世界传播格局决定了国际舆论秩序不平衡、不公正的局面，这便导致我国媒体很难在短期内有效提高国际新闻话语权; 二是世界各地的媒体、机构和普通受众已经养成了依赖西方媒体的惯性信息消费习惯，要想改变这一习惯非一日功夫; 三是我们在“与世界接轨”中有意无意地钻进了西方新闻话语体系。其中笔者以为第三个原因最为关键。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开始转向学习西方合理的经济制度和文明成果，逐渐推进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我们便一步一步地被卷进全球化浪潮。令我们始料不及的是，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西方话语悄然涌入我国，比如，商品价值、市场经济、私有产权、民主、自由、人权、国家利益、软实力、地缘政治等等进入我国的“经济”、“政治”、“外交”领域的话语体系。在新闻领域情况更是如此，我们的报道手法、报道技巧，甚至报道理念，都在以西方新闻“游戏规则”为准则。西方新闻的“游戏规则”不仅出现在我国新闻媒体的实战操作上，也被植入各大高等院校的新闻院系的教学里。久而久之，西方话语依然成为我国新闻主流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纯“中国话语”却沦为弱势话语，很难在国际舆论中产生影响，甚至国内舆论也摆脱不了这样影响。其结果无疑是受制于他人。例如自 1992 年以来，“中国威胁论”被西方媒体轮番炒作六轮，我们也因此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抛入国际话语困境之中。
多年来，西方国际媒体在与中国相关事件的新闻报道上时常出现肆意歪曲和恶意批评的现象，美国媒体的涉华报道对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发展中问题进行妄加评论和不负责任的指责，严重妨碍国际受众了解中国发展的真实情况。比如1998 年 8 月 1 日晚湖北嘉鱼县大堤溃口，外电以讹传讹，传说死亡 2000 人，好几千人甚至上万人;实际死亡人数只有 44 人，其中有 19 名解放军战士和 25 名群众。2007 年，中国湖南永州市因一趟郊区公车车票涨价引发了村民与汽车公司的纠纷，美联社对此事件的报道非常热衷，其报道通过巧用数字、词语选择、事实筛选、结构安排、背景使用、源文本加工、删节和概括等一系列报道技巧和方法，加之“丰富”的联想力，将此孤立事件与其他不着边际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造成国际受众误认为中国是个社会问题极端严重的国家。这便是美国媒体通过信息的挑选和话语设置来支持其传播目的佐证。为了打破西方媒体设置的新闻话语，从 2007年起，中国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力图在世界上发出中国声音，提高国家的国际传播能力，如新华社主办的中华新华新闻电视网( CNC) 从 2010 年起向亚洲、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开播，此外，新华社在人员录用和新闻业务上也采取了创新性的“阵地前移”管理和报道措施。中央电视台相继开播的中文国际频道、英语频道、西班牙语和法语频道，快速在世界多个国家增设站点，建立海外制播中心。虽然我们做了很大努力，然而效果却不尽如意。仅以新华社为例，有资料显示新华社每天播发两千余条英语电讯稿，能落地的还不足播发总量的 10%。这说明，固然打造国际性的媒体，让媒体走出国门并发出声音十分重要，是如果你的声音不被他人认可，你的话语不被他人认同，那即使你发出了声音，表达了观点，你也会如同烟云瞬间飘过，不会在国际舆论环境中产生任何影响，留下任何痕迹。信息时代多渠道的新闻来源和自主的新闻选择权，使受众在筛选信息时更倾向于高认可度和大影 响 力 的 新 闻 来 源。AP、AFP、REUTERS、CNN、BBC 等国际知名的媒体凭借数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媒体从业历史和传播优势，早已奠定了其在世界范围的高认可度，依托其高信任度，这些媒体不仅传递新闻信息，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打造了受众的新闻观，左右他们的判断标准。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以下不争的事实:
一、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我国国际地位并不相称; 二、世界媒体格局和传媒生态现状不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愿，也不符合世界和谐发展的潮流;三、国际社会在经济、政治等方面所发生了诸多变化，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日趋严重和复杂;四、掌控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手心的国际舆论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相左，这导致了世界各国在“由权力界定利益”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命题中，着力“话语包装”，实现对权力和利益的追求。中国新闻社社长刘北宪在第六届华文传媒论坛上表示，西方媒体仍主导全球话语体系，“对中国事务报道趋向客观但仍经常发生严重误读。”他说，由于西方媒体对中国发展存在种种误读，加上西方一些政界人士的误导，客观形成了一个对中国发展不利的“舆论场”。刘北宪的观点绝不是耸人听闻，只要每日上网浏览一下世界主流媒体的新闻网站，我们便不难发现西方媒体几乎每天都在报道中国社会中问题，以夸大其词、捕风捉影的手法渲染中国社会不稳定。此外，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媒体和知识界的一些人，出于某种目的，全面否定自己的国家，简直到了荒谬的地步，他们故意把中国这个世界上进步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大的国家描绘得凄凄惨惨，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了”⑦笔者的一些大学同学，久居国外，近几年通过 5460 同学网，大家开始了频繁接触。在接触中，笔者发现他们对国内情况并不了解，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常常跟着西方媒体的报道亦步亦趋地误读中国当下的发展，偏激的言论令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难以容忍。面对这样复杂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我们需分析中国话语困境的原因，从话语内容、话语质量、话语平台、话语对象入手，力图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找到支点，用中国的话语发出中国的声音、讲述中国的故事、表达中国的理念，真实、客观、及时地向世界讲述“中国模式”故事。笔者非常认同张维为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话，即: “一个只会使用别人话语的民族在世界上是没有分量的，中国人要用自己的话语来解读中国和世界，中国崛起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中国话语崛起的过程。”⑧三、中国发展道路与国际新闻话语那么，中国的话语将如何崛起? 用什么来支撑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笔者认为首先建立新闻话语自信，其次是设置新闻话语。自信的新闻话语可以让我们走出西方话语体系，新闻话语的设置能将当前重要的新闻事件，经语言符号系统和非语言符号系统的表述逐次展现出来，进而形成隐藏主体意识的新闻框架，这一新闻框架能将目标受众框定在所设置的新闻话语框架之中，从而实现预期的媒介传播效果和话语功能。需要讲明的是，完成上述两点的前提是厘清中国发展道路与国际新闻话语之间的关系。研究“中国模式”的学者都知道，中国的发展就是“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生命力的表现。“中国模式”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但对“中国模式”的解读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却是个空缺。实质上，“中国模式”并没有引起世界的解读兴趣。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成绩除了惊讶之外，还暗含质疑和排斥。在当下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隔阂和国家利益的刚性要求下，尽管中国的声音已经传向世界，但中国的见解非但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和认同，反而围堵之声音不绝于耳。
如此情形，让世界了解“中国模式”、认同“中国模式”是中国的声音走向世界的保障之一，通过讲好“中国模式”故事争取国际话语是中国话语崛起的重要策略之一。如何建立保障、运用策略便是摆在中国政府、中国媒体、中国传播学者面前不可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在中国国际新闻论坛 2010 年年会上说到: “国际新闻报道不仅关系到我们如何了解世120界、认识世界，也成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载体，成为争取国际话语权、掌握国际主动权的重要平台，直接关系到中国在重大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和利益。”王晨所言不仅明确说明了国际新闻传播任务、职责以及所面临的挑战，也促发了笔者对中国发展道路与国际新闻话语之关系的进一步思考。我们知道当下我国国际新闻传播效果不尽人意的现状，导致弱势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国际新闻话语内容单薄、质量不高，风格僵硬，以及核心话语理念的缺乏。30 多年的努力，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西方学者偏向从经济角度用“中国模式”来理解我国的发展现状，很显然，这有失偏颇，因为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孤立的经济，经济建设总是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密切联系、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⑨。我们自己的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中，也疏于从全面的角度向世界解释“中国模式”，讲述“中国模式”故事，因而使中国发展道路和中国核心理念错过了话语平台，丢失了一定的话语对象，其结果必然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误读，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思想文化观念和社会管理体系的误解。要打破误读现状，我们首先得认清“中国模式”和国际新闻传播的关系，而后就是创造出巧用“中国模式”的具体方法。就关系而言，笔者以为，讲“中国模式”故事是国际新闻传播的需求，报道“中国模式”故事是促进中国国际新闻传播的措施，借助国际新闻平台是“中国模式”走向国际受众视域的重要手段。至于具体方法，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国际新闻报道中真实再现“中国模式”，用人物、细节、情节、故事改变我们过去国际新闻报道中相对空洞、呆板的新闻话语，用“中国模式”来提高我们的话语自信、丰富我国国际新闻话语内容，通过讲好“中国模式”故事提升国际新闻话语质量。“中国模式”可在设置中国国际新闻话语、创新话语风格、提升话语质量、提高话语效果等方面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模式”需要用新的话语去讲述、新的认知理念去诠释、新的文化思维去续写。麦库姆斯和肖在1972 年发表的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中提出: 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媒体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可以让各种“议题”赋予不同程度的显著性，以此来影响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⑩这就是说国际新闻的议程设置可在信息传播、舆论导向、社会稳定、文化传承和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鉴于我国新闻话语在国际社会中的劣势地位，我们要用“中国模式”故事主动设置国际新闻议题，用“中国模式”建立话语自信，以出现在新闻故事中的“中国模式”打动国际受众。“新中国解决了‘挨打’的问题、‘挨饿’的问题，现在需要解决挨骂的问题。”瑏瑡讲好“中国模式”故事能有效提升我们的国际新闻话语，让更多的国际受众听见中国崛起的精彩故事，世界也就会了解当下的中国文化，理解中国制度的合理性。
在国际舆论场里，比拼的不是谁的声音大，谁的声音偏激，关键在于是否提供有足够价值的信息。中国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在广泛吸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创造出来的。“中国模式”开创了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制度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途径，突破和改写了西方经典理论，创造了中国人的奇迹。倘若“中国模式”成为国际新闻话语的选择，中国国际新闻报道必将具有“独家”、“重要”、“真实”等新闻价值取向，中国媒体就不会出现集体失语，出现国家新闻话语权微弱的现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赋予“中国模式”以合理的“价值内核”，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创新性思维又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增添了新的内容。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发展的新道路，这条道路是建立在创新、和平、实现以人为本、注重个人权利和国家责任的基础之上的。虽然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发展模式引起的全球范围的关注，但是关注的目的也会因关注心理的差异而大相径庭。因此，如果我们“拾人牙慧”，没有自己鲜明的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新闻话语”和“国家信仰”，那我们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获得真正的“话语权”，也不会得到别人和其他国家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