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毕业论文范文，本文引入多层线性模型，克服了传统回归方式的缺陷。采用前人的研究顺序并不断优化模型，持续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度。从空模型到协方差模型，再到随机效应回归模型，最后进行完整模型的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在不断提高。因此，在分析企业税收激励企业科技创新问题时，不能忽视高层地区政商关系对低层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也不能直接将高层次影响因素直接与低层次变量进行传 OLS 回归，而应当在存在跨层效应的关系中引入多层次模型让实证结果更加可靠。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现实背景
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判断，提出要扭转以往仅依靠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发展的粗放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是通过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为其他领域突破进步提供有力支撑。从“把创新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十九届五中全会“战略部署”到“新发展理念下创新是发展的核心与灵魂”的演变过程，深刻反映出党中央对创新和现代化国家建设发展规律认识的与时俱进，也代表着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日益凸显。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但同时也是一个更新替代快、迭代速率高的动态变化系统。创新活动所具有的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点，往往会成为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之一，此时仅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无法使创新资源配置达到最优，政府干预作用逐渐凸显[1]。为此，自 2006 年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以来，我国在财税激励方面不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仅 2007 年到 2019 年，国家财政科技支出就由 2135 亿元增加到 10717 亿元，年均涨幅约 14.4%1。各类科技政策红利不仅能够减轻企业研发活动的负担，而且可以激活市场创新的活力，对于实现国家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目前我国创新研发总体水平仍比较落后，创新活动所产出的绩效结果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不小差距（重祖昌，2011）。这使得政府运用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实际效果受到诸多质疑。相关研究表明，政府财税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不仅会存在线性关系，还可能会因为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非线性关系（Bronzini，R. et al，2016；邹洋等，2019；Guellec，D. et al，2003）。有学者进一步通过研究指出，政府财税激励对创新绩效的作用与地区制度环境密不可分（胡凯等，2018）。创新作为企业赢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内生行为和战略决策（曾萍，2016），是在特定营商环境下进行的市场活动。在现有市场经济体系下，政府仍在关键资源的分配上处于绝对主导地位（Zhou 等，2017），能够通过政策制定、行政许可等手段去影响企业创新研发的目标、投入和绩效产出。企业要获得创新政策补贴或税收优惠，必须要通过政府，因此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作为制度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商关系的影响。中国情境下，企业创新过程中政商关系发挥的作用值得重点关注。为了顺应经济发展新常态，2016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于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首次系统诠释了“新型”政商关系的理念，从“亲”、“清”两个维度形象且精准地定性了新型政商关系的意涵。由于新型政商关系的提出时间节点较近，尚未有研究将新型政商关系纳入到政府财税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模型中。另外，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研究政府激励政策的作用效果上，对被作用的客体企业本身差异的研究尚不充分（栾强等，2017；白俊红，2011），如企业性质、企业规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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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在理论意义方面，将新型政商关系作为调节变量与政府财税激励、新型政商关系纳入同一理论分析框架，是因为政府财税激励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是在特定营商环境中完成的，政府创新补贴作为一种稀缺创新资源，其在企业内部的配置必然受外部政商关系影响[ 12]。具体的，政府可以通过与企业构建健康良好的互动关系，来传达创新研发的必要性和在市场竞争中的重要性[13]，激励企业通过加大研发力度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和财政补贴的决心，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高[14]。以新型政商关系“清白”维度为例，当地区政治环境较为清白时，企业对于政府官员廉洁公正的信任感会增加，相信政府能够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企业获得政府创新补贴也完全不必用于任何的寻租活动[ 15]。可见，政商关系对于政府财税激励能否产生实际效果产生了影响。正因如此，政商关系可能从调节作用的角度为解释政府财税激励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简兆权，2014；袁建国，2015；李维安，2016）。
此外，许多该领域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定性分析方面，较少使用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并且由于访谈和调查问卷易受到客观现实情景因素和个人主观情感因素的影响，常常使分析结果的说服力不尽如人意。另外，政商关系作为地区层面的变量，直接将其纳入传统回归模型中违背了残差相互独立的基本假设，使用多层次模型进行分析可能很好克服这一缺陷，目前尚无文献使用多层次模型研究新型政商关系在政府财税激励和企业创新绩效效应中的调节作用。最后，通过将企业所有权性质由控制变量转换为拓展分析中的二次调节变量纳入模型，有助于更深入理解企业所有权性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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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政府财税激励研究综述
2.1.1 政府财税激励概念界定
激励是社会和组织关系中的重要元素。从字面来看，激励就是激发鼓励的意思，对于“激励”的概念，学界有着不同的界定。早期，学者根据激励的作用过程对激励进行了定义，认为激励是“通过设计奖励、制定规范、实施制裁等手段和方式，借助目标制定，来刺激、引导、维持和促进组织及个人的某种行为模式，目的为了有效实现组织目标”。
在此之后，学术界对于激励的方式产生了许多理论和方法，主要可以分为内容型和过程型激励理论。内容型激励理论比较著名的有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阿尔德佛的 ERG 理论、赫兹伯格的“保健-激励”双因素理论以及麦克雷兰的成就需要理论。过程型激励理论包括弗鲁姆的期望理论、洛克的目标设置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以及斯金纳强化理论等，其中麦格雷戈强调了激励与行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认为激励力=效价×期望值。
财税激励作为政府激励方式的一种，是指以政府一定的方式提供给企业的财政补贴及税收优惠，本文主要指的是政府针对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的财税激励。财税激励是政府干预市场的一种工具，主要是为了弥补由于外部性、公共物品、不完全信息等原因造成的市场失灵现象[22]。此时仅仅依靠市场自我调节的力量无法实现最优配置，需要政府介入市场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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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型政商关系研究综述
2.2.1 新型政商关系概念界定
政商关系的概念主要在于对“政”和“商”两个词的理解，主要有三个不同层面。第一层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即政治运行机制和经济运行方式之间的关系；第二层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主要反映在市场上政府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间的互动；第三层是政府官员与民营企业家的关系，体现个体之间的沟通和联系。这三个不同层次分别代表了宏观、中观、微观的政商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交易活动的自由度大大提升，市场机制逐渐有代替政府成为资源配置中决定性因素的趋势。然而，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本质上依然是政府在支配关键资源和经济运行，加之监管机制尚未健全，使得寻租和招租行为有机可乘，权钱交易盛极一时且未得到有效治理。有些是部分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利谋取私利，有些是部分商人在经商赚钱后利用行贿积累人脉、步入政界，这就形成了官也是商、商也是官的不良氛围。党的十八大之后，为了遏制腐败之风，我国进行了一场刀刃向内的反腐运动，有效肃清了官场风气。同时，一些官员因为过于谨慎或者既得利益被损害，选择“不作为”，政商关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亲而不清”和“清而不亲”和都是政商关系的畸形状态，为了尽快让中国的政商关系良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型政商关系“亲近”和“清白”两个维度，重新定义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互动模式：既要互相“亲近”，也要保持“清白”。
图 4-1 研究假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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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假设 ........................................ 18
3.1 政府财税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 ........................... 18
3.2 新型政商关系的调节作用 ..................................... 19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23
4.1 样本选取 ............................... 23
4.2 变量测量 ............................. 24
第五章 数据分析与结果 .................................. 27
5.1 变量相关性分析 ................................ 27
5.2 多层次模型分析 ................................. 27
第五章 数据分析与结果
5.1 变量相关性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和假设检验之前，本文首先对各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以初步理解变量间关系。可以看出，除企业所属行业外，其余各变量与企业创新绩效均显著相关。自变量政府财税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正相关（r=0.395，p＜0.01），与本文假设的方向一致。更多相关分析信息见表 5-1。
表 5-1 各变量相关分析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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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运用来自 54 个市州 648 家企业的调查数据，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剖析了政府财税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机理，并探究了新型政商关系在该路径中的调节作用以及所有权性质的二次调节作用。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政府财税支持政策确实能够激励企业增加创新绩效产出，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在协方差模型、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引入政商关系的完整模型中、引入所有权性质的完整模型中，政府财税激励都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总体而言政府的财税激励政策对于企业积极创新起到了促进作用。
（2）新型政商关系增强了政府财税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一方面，在亲近的营商环境下，政府能够帮助企业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亟需的公共物品不足等问题，依法尽责保障市场制度的有效运行，为企业发展积极靠前服务并且弥补企业创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市场失灵问题[ 60]。另一方面，在清白的营商环境下，政府能够把好分寸、收好底线，帮助企业能够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企业能够洁身自好、诚信经营，真正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就使得利好政策能够在良好的土壤环境上落地生根、见实效，发挥巨大的作用。相反的，如果政商关系不“亲”不近，不“清”不白，政府在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提供公共物品以及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的作用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即使上级政府财政激励政策能够得到落实其作用效果也会大打折扣。目前我国制度缺失问题较为突出，上述弊端会严重损害到企业的创新动力（Zhou等，2017）。因此，本文的研究深化了宏观营商环境对于微观企业行为影响的认识，进一步探讨了政商关系在企业创新过程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