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自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如制度的变革和结构的转变。其中，城市的快速发展为一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机遇。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民工潮”，“农民工”一词也随之产生。据人社部统计，2013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 2.69 亿，比上年增加了 633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1.66 亿人，比上年增加了 274 万人。农民工数量的庞大且一直呈上升趋势，成为了迫切需要研究农民工的现实背景之一。农民工的工作生活环境在迁移过程中迅速发生改变，但是因自身的文化与习惯难以同时改变,这对融入当地的生活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桎梏。同时，迫于生活、工作的压力，很多农民工过着与自己另一伴或子女长期分居的生活。就在 2011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刘丽披露一些已婚农民工结成“临时夫妻”的现象时有发生。《印度时报》也发表文章称中国农民工结成 10 多万“临时夫妻”。这种别于在农村的劳动压力、分居的家庭模式都将影响农民工的幸福感。现如今，全国多地区开展了幸福感调查或幸福指数编制。对外来已婚农民工群体幸福感的关注符合当今经济发展的要求，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作为中国在特殊时期存在的特殊群体，农民工是一群具有中国特色的“非工非农”群体，国外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对于农民工家庭模式的研究，李强（1996）指出有“单身子女外出型、兄弟姐妹外出型、夫妻分居型、夫妻子女分居型、夫妻外出型”五种②。在现有的关于幸福感的研究中，不少学者提出了幸福感指标体系构建的设想，但是结合中国农民工家庭模式进行实证研究的，还比较鲜见。因此基于这样的理论研究背景，科学可行地对基于我国特殊国情的农民工进行幸福感研究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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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大多数农民工受聘于第二、第三产业，这区别于传统的农业。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不同，可能对农民工的工作压力和幸福感造成影响。本文在借鉴管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访谈、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探讨农民工工作压力、家庭模式对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分析家庭模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最后提出相应的操作性管理建议。达到以下目的：在以往的文献中，学者们研究得到工作压力与幸福感负相关。但针对工作本身压力、组织压力和个体压力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未知。工作压力的三个维度是否都对幸福感产生影响，其影响程度有何不同都值得探究。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针对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工作压力与幸福感负相关是否成立也需要待证实。针对农民工，李强将其家庭模式分为五种，对于外出已婚农民工的夫妻分居型、夫妻子女分居型、全家外出型，目前的研究主要是描述这几种类型农民工的生活现状。幸福感是与个体生活、工作状态息息相关的，农民工如此普遍的生活状态必然对其幸福感造成影响，但农民工的不同家庭模式对其幸福感有何影响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之前学者的研究，已经证实工作压力对幸福感有影响，但是工作压力对有些研究对象幸福感的影响很小甚至没有，对有些研究对象幸福感的影响却很大。因此可推断，有因素会改变工作压力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根据文献研究，社会支持在工作压力与幸福感之间存在调节作用，而家庭作为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很可能在工作压力和幸福感之间起着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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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综述
第一节 工作压力
“压力”一词源于拉丁文 Strictus，指个人认为常伴随着压迫状态的感觉（Jex,1998），压力是精神与身体对事件的心理与生理反应。Selye（1956）将“压力”一词引进社会科学，认为压力是个体在面对外在威胁或刺激时，为求重新恢复正常的状态所做的抗拒反应，凡有此反应结果，即代表处于压力状态。各学者对压力的定义看法各有不同，如表 2-1 所示。压力的来源，或称压力源（Stressors），是指个人感受到压力的刺激事件，刺激是来自周遭的人、事或者是源自于个人内在的想法（吴英璋，1994）。目前多采用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来界定压力，认为压力是一种外在的刺激，亦是一种反应。归纳上述国内外学者对压力的定义中，可知压力是因生活事件引起的，着重于当事人的生活需求，或是个人的角色问题。自 19 世纪 30 年代就发现了工作压力，到 19 世纪末逐渐发展成熟，20 世纪70 年代后，工作压力开始被用于工作地点，在管理学等研究领域称之为“工作压力”，而在心理学等领域则称之为“工作应激”或“职业紧张”。关于工作压力的定义，各学者略有不同，如表 2-2 所示。压力源最初是运用在物理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学者研究工作角色的压力源。学术上对压力源有“主客观”两种定义。主张主观说的认为，压力的来源来自个体在主观上的感知，没有感知就没有压力。主张客观说的认为，压力是可以用评估方法客观测量出来的，无需个体得到感知。本文倾向于主观说，认为压力源是个体经过自我认识和和评估后，感知到的对其身心健康产生威胁的环境刺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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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幸福感
幸福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恒古不变的话题，早在春秋时期，《尚书•洪范》一书中就系统的论述了幸福问题，总结了五种幸福，即：“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从古至今，国内外对幸福感的讨论没有停止过，对幸福感的定义也各有不同.本文研究的是主观幸福感，侧重总体幸福感，因此对幸福感的定义会从主观幸福感出发，本文将有代表性的集中归纳整理，如表 2-4 所示。纵观这些学者的定义，可知幸福感是从认知和情感这两个维度出发的，是个体对整体生活状况进行评估的结果。对幸福感在情感方面的研究，从最初的正向、负向情感到现在的正向情感，定义更加有针对性，更具体化。由于各个学者专业背景不同，着重方向不同，本文将根据中西方哲学观点、社会科学观点以及心理科学观点，对幸福感的内涵进行进一步阐释。在几千年以前，对“幸福”就做过很多哲学方面的探索。幸福一词是现代人的通俗用语，一般来说，哲学家所关心的幸福，是一种外在评量的标准，比如以道德修养作为评判的依据，就是只有在个人达到外在标准时，才能得到幸福的感受①。下面将分别从东西方的哲学观点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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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设计........31
第一节 访谈分析.......31
第二节 问卷编制.......32
第三节 理论模型构建及研究假设.........35
第四章 实证研究分析......41
第一节 调查问卷的信度、效度.......41
第二节 样本情况及各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44
第三节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48
第四节 假设的验证.........51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57
第一节 研究结果与结论.......57
第二节 管理策略建议.....59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62
第四章 实证研究分析
第一节 调查问卷的信度、效度
信度也称为可靠性，是对同一对象进行重复测量时，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反映了测量工具的稳定性或可靠性。一般用克朗巴哈α系数表示，当α系数在 0.9以上表明信度甚佳，当α系数在 0.8—0.9 表明信度可接受，当α系数在 0.7—0.8表明仍不失价值，当α系数低于 0.7 则需重新修订。效度也称为有效性，是指测量工具能准确测出所需事物的程度。通常，可将效度划分为结构效度（测量出的结构与被测值间对应程度，常采用因子分析法分析）、内容效度（题项代表测量内容的程度）以及准则效度（题项与准则间联系程度）三种类型。本文所采用的工作压力问卷是在成熟问卷基础上进行改编的，事先预访谈证明题项与所调查内容吻合程度较高，而幸福感问卷则采用成熟问卷，题项已被前人所证实与本文涉及内容相一致，故两者均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为了检验问卷的结构效度，本文主要运用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法。首先采用 KMO 值和 Bartlett球体检验的 P 值来检验样本是否符合因子分析的要求。KMO 的正确量值一定要介于 0 到 1 之间，KMO 值越接近 1，就越适合做因子分析。学者指出，KMO 大于 0.6 才适合做因子分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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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假设中除了个体压力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没有得到验证外，其他都成立。关于个体压力涉及的题项主要是被调查人员的身心健康、知识含量和工作-家庭冲突，农民工从事的较多的是一些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劳动，其涉及的内容对幸福感六大因子中的经济状况、职业状况、社会状况、生态状况影响不大，仅仅影响个体状况和亲情状况。因此来自个体的压力对幸福感影响不显著也是可以理解的。工作压力测量结果显示农民工压力感到适中，其中工作本身压力最大，幸福感测量结果显示农民工的个体状况和亲情状况这两个因子的幸福感得分最高，经济状况得分最低。说明农民工对自身和家庭的状况最满意，对现有的经济状况最不满意。工作压力对农民工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工作压力越大，农民工幸福感越低，其中工作本身压力影响最大。从工作中感受到的不适会负面影响农民工对工作生活的总体评价，会减少正向性感受，降低幸福感。不同家庭模式的农民工拥有不同的幸福感，且达到显著性水平。农民工幸福感得分显示夫妻分居型低于夫妻子女分居型，夫妻子女分居型低于全家外出型。与家人团聚的时间越多、团聚的人员越多，农民工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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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