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主体性的历史演变
在较早的哲学文献中,“主体性”概念较为少见,因为明确的“主体性”概念是近代才被提出来的。当然“主体性”概念虽不常见,但与其含义相似的概念却很多,并且以往哲学家对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对人的本能和主体意识的研究、对人的被动性和主动性的研究都可以算作与“主体性”相关的研究。因此在马克思之前,事实上有许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已从不同角度上对人的主体性做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自由”这个概念的含义很广泛,当从哲学角度把它看成是人的一种状态时,就可以将其看作人的主体性的一种表现。早在古希腊哲学中,自由就被看作是人的本性,这时主体性思想已经幵的萌芽,但当时以人为主体的哲学并不占占据主导地位。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自由”和“人的本性”成为西方哲学研究的热点。例如英国哲学家洛克认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而法国哲学家卢梭提出的社会契约论也是建立在人的平等自由、主权在民这一思想上的。此外,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也鲜明地体现了人的感受、欲望等主体性内涵。除了对人的本性和自由等主体性思想的研究外,还有许多唯物主义哲学家阐释了自己对主体性的理解。例如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认为:"人的任何行为举止都是不自由的” 他对于唯心主义者提出的“自由”提出质疑,在他看来,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存在自由的可能性,人们活动中的所呈现出的自主性和选择性看似是自由的,实际上是客观存在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自由不过是不现实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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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界对主体性概念的界定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人的主体权利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更多关注,而人们对于主体权利的认识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由此“主体性”也成为学术界新的研究热点。然而,对于“主体性”概念的界定,各学派众说纷乡云,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阐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很难达成一个统一标准,因此对于有的问题还在深入的研究探讨中。
尽管专家学者们在主体性概念的界定上还存在许多分歧,难以统一,但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还是能达到某种共识。首先,主体性应当是哲学领域的概念。在以前,主体性一直是哲学学科中的专属概念,但随着社会各门类学科的发展进步和“主体性”思想的流行,越来越多学科开始将“主体性”纳入到学科体系中,并成为研究该学科某些现象的新角度和新方法,例如从教育学、文学、艺术等不同学科领域中都出现了不同的“主体性”研究方法。当然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主体性已经从一个生僻的哲学词汇融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对哲学的认识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过无论“主体性”再怎么“热”,从根本上说它还是用一种思辨的思维方式来解释现实中的问题,因此我们研究主体性的最终落脚点仍在哲学领域。
其次,学界对于主体性的研究也坚持这样一种原则,即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领域来研究,都是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联系为基础的。研究主体性,一定会研究主体,而主体是以客体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只有主体,没有客体,也就没有研究主体性的必要了。因此对于主体性的研究,关键是研究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联系。这一点共识也使学界对于主体性的概念形成了一个大致相同的认识:人的主体性是人作为主体通过思想和行为活动作用于客体世界所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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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动与能动:农民主体性的纵向研究
(一)农民主体的受动性
1、农民主体旳受动性——被动性
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国家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性使得农民的基本权利难以获得保障,农民作为我国人口最为庞大的群体,始终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人的能动性是主体的最鲜明特征,然而主体性不单单意味着能动,它还具有受动性。在受动与能动这对纵向主体性内涵上,受动性还具有着基础性和前提性的意义。相对于具有主动意味的能动性来讲,人们在理解受动性时,通常将其视作一种消极性和被动性,而受动性也的确表现着某种被动的客体性。然而这并不代表受动性不具有价值,甚至我们可以说受动性乃是主体性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它是主体性最为基础的组成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①。
“受动性”这一专业术语源自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在他的人本主义思想中,必然存在的一定是受动的存在,只有受动的和需要的东西才是值得存在的。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的存在具有受动性,所以应当从被动、被作用的角度来理解人。而马克思批判的继承了 "受动性”这一概念,并赋予其更为广泛的涵义:继承之处在于同样将“受动”理解为外部客观世界对人产生作用的方式;批判之处在于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对于“受动性”的理解过于狭溢,因此对“受动性”这一概念的涵义重新进行了加工和补充,他认为对“受动性”的理解不能单单只看被动和被作用的效果,它还包含着人为了掌握和改变客观世界而有目的的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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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界对主体性概念的界定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人的主体权利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更多关注,而人们对于主体权利的认识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由此“主体性”也成为学术界新的研究热点。然而,对于“主体性”概念的界定,各学派众说纷乡云,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阐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很难达成一个统一标准,因此对于有的问题还在深入的研究探讨中。
尽管专家学者们在主体性概念的界定上还存在许多分歧,难以统一,但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还是能达到某种共识。
首先,主体性应当是哲学领域的概念。在以前,主体性一直是哲学学科中的专属概念,但随着社会各门类学科的发展进步和“主体性”思想的流行,越来越多学科开始将“主体性”纳入到学科体系中,并成为研究该学科某些现象的新角度和新方法,例如从教育学、文学、艺术等不同学科领域中都出现了不同的“主体性”研究方法。
当然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主体性已经从一个生僻的哲学词汇融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对哲学的认识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过无论“主体性”再怎么“热”,从根本上说它还是用一种思辨的思维方式来解释现实中的问题,因此我们研究主体性的最终落脚点仍在哲学领域。
其次,学界对于主体性的研究也坚持这样一种原则,即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领域来研究,都是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联系为基础的。研究主体性,一定会研究主体,而主体是以客体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只有主体,没有客体,也就没有研究主体性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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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体与群体:农民主体性的横向研究...............14
(一)农民群体主体性的内部关系...........................14
(二)农民群体主体性与领导核心............................15
(三)农民群体的主体性效应..................................17
三、主体与客体:农民主体性的异化研究............19
(―)农民主体的异化...........................................19
(二)客体世界的反主体化....................................21
四、提升农民主体性的设想...............................26
(一)纵向主体性问题的解决思路........................26
(二)横向主体性问题的解决思路.........................28
(三)异化主体性问题的解决思路.........................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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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升农民主体性的设想
(一)纵向主体性问题的解决思路
1、提升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从纵向的主体性角度来看,农民主体性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受动性太强,能动性不足。针对这一问题就需要从提升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来着手。而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先要增强农民主体受教育的积极性。如果农民不愿意接受教育和培训,不愿意提升自己的科学文化素质,做再多的工作也毫无意义。对于农民对教育和培训缺乏热情和兴趣的情况,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了解到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利益和实惠,将没文化的人群和有文化的人群进行比较,并以最简易和通俗易懂的教育和培训方式来将这些信息传递给他们,让他们自己能够感受到两类人的生活上有什么差距,从而激发他们最初的受动本能去接受科学文化知识的洗礼,即利用它们的受动去提升他们的能动,让他们自觉地参与到科学文化素质的教育和培训中,达到农民主体自主提升文化素养的目的。
此外,还可以通过找农民稀缺知识的突破口来提升农民接受教育和培训的热情和积极性。农民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总会面临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当农民面对出现的问题百感交集、束手无策时,就会真正感受到知识的重要性,也只有这时,他们迫切希望能够迅速掌握相关知识,从而扫清障碍,脱离困境。而要了解什么是农民最稀缺的知识,就需要深入到农民的生产生活之中,体察到哪些是他们碰到最多的困难,哪些是他们最难解决的,由此明了农民最现实的问题在哪一方面,并针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向他们普及相关的科学文化知识,从而大大提高农民学习的自主性,并将学习到的知识转化为能力,真正用到生产生活当中,解决最现实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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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农民一直以来都是国家革命的先行者和国家建设的主力军,但在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农民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他们作为人群众最不起眼的角色难以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其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常被人们忽视。改革开放前国家的动员型政治体制导致农民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难以获得保障,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受到压制和禁锢,伴随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国家权力的下放,农民的主体能动性才得以释放和发挥,并展现出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农民惊人的创造力在自主创新的经济行为中多次彰显。
当我们深入认识和研究农民主体以后就会发现,当代中国农民突破制度障碍的行为,主要表现在平凡的日常实践活动中,尽管它看似微不足道,也没有革命那样的轰轰烈烈,但正是农民处理日常事务的细小行为引发和推动了中国的变革,也正是数以亿计农民无法估量的变革力量成就了中国奇迹。由此我们务必抛弃传统模式的农民解释视角,以现代性的眼光来认识和考察农民的主体性,并采取实际措施提升和发挥农民的主体能动性,在现代性国家建构的要求下加快农村社会的转型。
在农村文化建设中,部分建设主体可能刚开始对文化建设饶有兴致,兴味盎然,可文化建设的漫长导致他们慢慢觉得这个过程枯燥无味,逐渐变得懒惰起来。这就要求农村文化建设的过程需要建立监管机制,不仅需要上级领导的检察,更需要农民群众的监督,对于没达到要求或没有完成任务的要及时督促,对于超额完成任务的可进行奖励,从而激励建设主体保质保量的按时完成任务,加快农村文化建设进程。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