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传记文学的生命：尊重历史
尊重历史，就是尊重传记文学的历史真实性。所谓历史真实性，顾名思义，就是传记文学作者在创作传记作品时，必须一切从传主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确凿的事实和材料，客观而准确地评述传主的生平经历、思想发展、性格特征及功过是非等。历史真实性是传记文学的生命，是其全部审美基础的根本所在。我们看待一部传记的价值，首先是看它历史真实性的程度，尤其是为历史人物作传的史传文学，更要严格遵循历史真实性的原则。
要真正做到尊重历史，最重要的就是要求传记作家具有直笔实录的史家精神。所谓直笔实录，班固曾在评价司马迁《史记》时做了精要概括：“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直笔实录是我国史家的一个优良传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崔杼杀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先秦史家为了真实地记载历史事实，即使付出生命代价也在所不惜。传记虽然不能等同于历史，但它和历史一样，要求具备客观、准确及可靠的品质。因此，传记作家进行传记创作时，也须具有不惧权威、不怕牺牲的精神，恪守史家直笔实录的优良传统。
传记文学能否做到直笔实录，笔者认为，这主要受到历史因素、环境因素、心理因素的影响，下面笔者将分三节进行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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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历史因素：搜寻史料，去伪存真
影响传记历史真实性的首要因素是历史因素。所谓历史因素，这里指传记作者搜集传主历史资料的数量及其对历史资料的鉴别和考订。传记文学的历史真实性原则包含了材料的真实和人物的真实两个层面的要求。因此，要真正做到尊重历史，首先就要求传记作者尽可能多地搜集传主的原始材料，进行鉴别和考订，确保传记材料的准确无误，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写作的需要进行筛选和剪裁。因此，传主材料的多寡和准确程度是影响传记真实性的基础因素，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历史资料，没有对这些资料的科学地鉴别和考订，传记的历史真实性就无从谈起。
林语堂在搜集苏东坡的有关资料时具备了很好的条件。首先，由于苏东坡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相对于历史上的其他作家有关他的资料是极为丰富的。正如林语堂所说，“有关他漫长的一生中，多彩多姿政治生涯的那些资料，存在各种史料中，也存在他自己浩繁的著作中，他的诗文都计算在内，接近百万言，他的札记、他的遗墨、他的私人书信，在当时把他视为最可敬爱的文人而写的大量的闲话漫谈，都流传到现在了。在他去世后百年之内，没有一本传记类的书不曾提到这位诗人的……他写札记，遇有游山玩水、思想、人物、处所、事件，他都笔之于书……如今所保存者，他的书简约有八百通，有名的墨迹题跋约六百件。”
这是林语堂创作的先天优势。其次，林语堂学贯中集西，担任过多年的大学教授，为创作《苏东坡传》又做了多年的准备，阅读、研究了大量的有关苏东坡的著作。作者在《苏东坡传》第一章中谈到自己对苏东坡的了解时，宣称他读过苏东坡的所有札记、七百首诗以及八百通私人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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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动人心的力量：尊重个性
传记文学，不仅是传记，也是文学。一般而言，作为文学的传记，最能打动人心的力量，并非来自曲折的事件，而是来自充满人格魅力的个性形象。尊重个性，努力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是传记创作的又一条审美原则。而人物个性塑造是否成功，集中表现在对人物性格的把握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所谓性格，就是人的个性心理特征的重要方面。人的心理特征千差万别，人的性格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相对稳定而又不断发展变化的独特世界，具有复杂性、统一性和变化性的特征，而统一性又是变化过程中的统一，变化性寓于统一性之中。所以，在本章中，笔者试图运用审美价值观念，从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统一性两个方面来分析传主形象，尽可能客观地评价林语堂在尊重人物个性方面的得失。
2.1传主形象的复杂性诉求
作为社会的人，其内心世界是极其丰富、复杂的。恩格斯对于歌德的生动描述，可以说明人的复杂性：“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人物的复杂性并不就是人物优点和缺点的简单相加，一个真实的人必然是矛盾的、复杂的、多面的，感性中有理性的沉积物，理的，感性中有理性的沉积物，理性中也有感性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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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传主形象变化中的统一
性格是随着主体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性格的变化都是基于其前一阶段的规定性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规定性都规定着性格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尽管在这个发展变化的性格链条上，最初的一环和最后的一环可能迥然不同。从艺术心理学的角度看，承认了这种阶段性变化的延续性，性格发展的统一性也就不言而喻了。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是，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人物性格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的集合体。这一性格的过程尽管曲折迂回、晴晦无定，但它却始终是这一性格的过程，而不是其他性格或其他什么东西的过程。这种在动态发展中维系着自己定性的特征，就是性格的统一性。
在艺术中，表现性格的变化不难，任何一个局部变化都可以割断其因果联系而随意地拼凑在一起，但这其实不是艺术；表现变化的性格，这才是难的，因为变化的性格必然是联贯统一的，它在任何一个变化阶段上都实现着自己统一的规定性，表现了这种变化的统一才是真正的艺术。
人的性格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固然有刚出现时就基本定型的，但即使是这种性格也不是完全凝固的死物，在性格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它始终保持着其定性。人物性格本身是复杂的、矛盾的、多面的，一般情况下，人物性格中某一方面的因素占主流，使得与之矛盾的另一面被压抑、控制而不得明显的表现，但这并不表示这矛盾的一面不存在，它的缺席只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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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动人心的力量：尊重个性...................................18
2.1传主形象的复杂性诉求.......................................18
2.1.1苏东坡形象的三面展示....................................18
2.1.2武则天形象的妖魔化.......................................20
2.2传主形象变化中的统一......................................22
2.2.1苏东坡的旷达人生：由刚直趋向宽和.............23
2.2.2武则天的政治智慧：由才人到帝王................26
3臻于文的叙述：尊重艺术.....................................29
3.1艺术构思的创新.................................................29
3.2合理想象的发挥................................................32
3.2.1细节描写，以小见大......................................32
3.2.2心理描写，把握到位.......................................33
3.2.3对话描写，恰到好处........................................35
3.3小品文笔调的痕迹...............................................36
3.3.1夹叙夹议，凸显融合中西的文化观....................36
3.3.2闲谈特色，彰显幽默、闲适、性灵的文学观......38
3.4叙事视角和方法的更新.........................................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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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臻于文的叙述：尊重艺术
传记要“尊重历史”，即忠于史实，不容许虚构，更不能随意编造，因为真实性是传记文学的生命，是其全部审美基础的根本所在。而一部成功的传记又应“尊重个性”，不仅要有文采，更要牢牢抓住传主的性格特征，使之栩栩如生。这就是文史结合的问题，而要达到这一境界，当然必须“尊重艺术”。
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即文史结合、科学性与文学性之间的联系，是传记文学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早期的、比较传统的看法倾向于强调传记的历史真实性，突出传记的历史属性，而当代批评家们则刻意凸显传记的文学性和虚构性，力图把传记拽向文学一边。目前占主导性的看法是：传记既不是纯粹的历史，也不完全是文学性的虚构，它应该是两者的结合，是一种基于史而臻于文的叙述。传记文学写的是真人真事，选材必须符合科学性，但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可以运用文学的表现手法和技巧，进行合理的艺术虚构，来更好地表现传主的生活和个性。也就是说，传记的艺术虚构不同于小说性的虚构，完全是想象的产物，它必须根植在历史真实性之上，并且只被允许在修辞性和叙事性范畴内进行。因此，在本章中，笔者将分四节，从艺术构思、合理想象、小品文笔调和叙事视角等四个方面分析林语堂两部传记的得失。
3.1艺术构思的创新
作家为写作人物传记，之前已经收集整理了有关传主的大量的传记资料，而要把这些零散的传记资料转化成激动人心的传记文学作品，必须经过艺术构思的过程。“艺术构思是一个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过程，是作家由感受到思索、由思索到发现以至最后形成文学形象的整个酝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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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语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在大量搜集历史资料、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运用文学的技术和手法，用简洁、清新和典雅的文学语言，塑造了一个生动活泼、乐观旷达、富有人格魅力的苏东坡形象。这本传记以其高度的历史真实性和文学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成为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而《武则天正传》虽然有失学术传记的严谨性，但作为一家之言，它在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手法的创新上亦有其可取之处。
林语堂史传文学创作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的。首先，要注意作者和传主之间的情感沟通和把握。林语堂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塑造苏东坡这一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传主的同情与了解，但也正是这种感情太过强烈，使苏东坡形象的塑造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而《武则天正传》的败笔突出地表现为作者对传主的憎恨，致使作者不惜篡改史实、丑化传主。这就告诉后来的传记作家一定要适当把握作者与传主之间的情感距离，既要对传主有同情和了解，也要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尽量对传主作出客观的描写和评价，以保证笔下人物的真实性。要突破外在环境的影响及功利性因素的束缚。林语堂创作《苏东坡传》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爱好而不受政治、经济利益等的干扰，作者因喜爱苏东坡才为他作传，不带任何世俗的功利色彩，这样作者笔下的传主才可能是真实的；而《武则天正传》则是林语堂政治冲动的产物，作者在政治利益的纠葛中审视武则天，就不免带上了“有色眼镜”，要想客观、公正地描写、刻画传主，也是不可能的了。最后，要借鉴其他文体的艺术手法，精心布局文章结构，充分发挥合理想象，适当调整叙事方式，要有打破文章定势的勇气，努力做到推陈出新。林语堂独特的艺术构思，恰到好处的对话描写、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以及多重叙事方式都是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