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作人钱锺书争论概述
1、周作人钱锺书争论的背景
1932年9月，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此书由邓恭三根据周作人在辅仁大学的几次演讲内容整理而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共有五讲，其后附有一篇《论八股文》和《近代散文钞目录》，论述了以下几方面：
首先，周作人讨论了关于文学的诸个问题。
一、从文学的起源来看，周作人不同于鲁迅的“劳动起源论”，而持“宗教起源”说。周作人认为在文学发展的早期，文学只是宗教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从宗教中脱离出来。但文学并不同于宗教，宗教是有目的的，而文学是无目的性的。
二、何谓文学？“文学是用美妙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
即文学是由文字合思想两者而成，而能使人得到愉快的东西。文学包括纯文学、通俗、原始文学三个部分，其研究对象是科学、艺术的，而研究文学需预备文字学、历史、生物学等知识。
三、文学的作用：文学是无用的，无目的的，只是人的情感的抒发。
其次，文学的变迁。根据文学有用、无用论，以及文学是人情感表达的方式的内涵，周作人提出诗言志、文载道两大派。在周作人看来，正是这两种文学潮流的起伏更替才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周作人不但将文学分为两派，而且对自己的言志载道论也进行了一场“现身说教”。他用言志、载道的概念，将晚周到五四时期的文学进行了一场“大阅兵”。几千年的文学有言志，亦有载道，二者是循环发展。
最后，文学革命运动的源流、产生之因。从言志传统而言，周作人将晚明公安竟陵派的新文学运动作为代表，而载道的传统，则以清代的八股文和桐城派为典型。正是因为载道传统的反动，西洋文学的影响，因此才会产生文学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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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作人钱锺书的“你来我往”
在众多评论当中，钱锺书对周作人的批评值得关注。钱锺书对于周作人的观点“只是把本书全部地接受，而于其基本概念及事实上。加以商榷，或是补充”。
首先，钱锺书并不赞同周作人用“诗以言志”、“文以载道”来分派。钱锺书就从中国传统文学的概念而论，诗是诗，文是文，它们是不同问题，平行而不相等。
其次，钱锺书批评周作人所说的言志、载道的循环论。钱锺书指出周作人所说的载道的唐宋文学和言志的公安竟陵文学不同，但从唐宋文学反对前代文学的“剽贼”、“撏撦”上而论，它们都是革命的，是一条直线下来。因此革命、遵命难分。
钱锺书例举了袁宏道矛盾之处，如袁宏道虽被周作人称作是言志的新文学代表，但是他却主张周作人所谓的载道的八股文等，以证公安派的观点主张不比胡适的圆满。此外，钱锺书不赞同周作人重公安而轻竟陵。最后，钱锺书标举了张大复作为与张岱平分“集公安竟陵二派之大成”的荣誉。钱锺书次年又在《新月》上发表了《近代散文钞》一文，批评沈启无编选了《近代散文钞》。《近代散文钞》中编选的大多散文，都是自明代公安竟陵派以来，周作人所说的言志传统的文学，这明显受其师周作人的影响。钱锺书批评沈启无所选的散文都是明末清初的作品，因为中国明前、后够得上“冰雪小品”的很多。而之所以会产生之编选明末清初的周作人所谓的言志文学，这明显是以言志载道论为根基。钱锺书最终目的是对这种根本原因，言志载道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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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作人钱锺书争论的焦点
1、言志载道论
1.1 不同的“诗言志”、“文载道”
诗言志、文载道是中国古代文论当中两个关键词。在中国传统文论中，“诗言志”最早出现在《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此时的“志”的含义并不明确。其实，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无论“志”的含义如何变化，始终没有排除政教的概念。春秋战国时的献诗虽陈述自己的志，但也是以教化为最终目的，而诸侯所用的外交辞令即赋诗，则是为了表达国家的志。即使是《毛诗大序》中所谓的“诗”，虽表达个人的“志”，但更多的是以达到由上而下的教化的目的。随后，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沈约扩展了诗言志的范围和内涵，将“志”看作是激发的感情；范晔将情志合一来表示“志”。在这些文论中，“志”原本所代表的政教的历史内涵虽不断模糊，但是并没有消失。
直到现代，一些学者仍旧坚持中国传统文论中对“志”的观点。闻一多从词源学的角度，将“志”解释为：记忆、记录、怀抱三层意思。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认为闻一多所说的怀抱，是指包括情和意的志，与政教分不开的。朱自清认为“诗缘情”虽有所发展，但是就是文坛革命家，如公安派也并不敢背弃“志”所代表的原本的传统。简而言之，“诗言志”的“志”虽由最初的政教化，国家之志逐步变为情感和政教的合一，但是情与志，志与道并不是截然分开，相互对立的。
周作人的言志载道观并不同于传统、以及朱自清的言志、载道概念，而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志”、“道”涵义的相异。何谓“志”、“道”？何谓诗言志、文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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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言志、载道的关系
在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中的“志”、“道”、“文学”概念明确的前提下，周作人提出了截流的循环论。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大胆地为中国文学开辟出了一条言志、载道互相循环的河流。周作人所说的诗言志、文载道循环论有三大特点：（1）、文学与政治、时代环境的关系密切。中国政治处于王纲解钮之时，正是文学兴盛之时，如春秋战国、魏晋六朝、五代到宋初等时期的文学；而当政局稳定之时，文学则处于衰败、低迷期，正如汉、唐、宋、1700-1900的文学。
这表现出文学方面的兴衰总是与政治情形的好坏是相反的，正是刘勰所说的文学“兴废系乎时序”。（2）、中国文学的发展就是诗言志和文载道的循环更替。（3）、在诗言志和文载道观念上，周作人主言志而绌载道。（2）、（3）两点主要是讲言志、载道的关系，以下则从这两点分析。 正如以上所论，周作人所整理的中国文学是一部言志、载道文学更替循环史。
在这循环的历史中，言志、载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非此即彼，还是藕断丝连的延续？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系统提出诗言志、文载道观念之前，周作人已多次表明自己对言志、载道变迁关系的观点。在写给锦明的《半封回信》中，周作人就提出言志、载道文学两派的循环变迁，互相反动，永远都没有正统。其后，在《〈冰雪小品选〉序》中，周作人将几千年的文艺变迁分为集团的和个人的两大时期，也进一步强调“集团的‘文以载道’与‘诗言志’两种口号成了敌对”。
直到 1943 年《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周作人仍旧坚持言志、载道更替的观念。综上所述，在周作人看来，言志、载道文学是敌对的、对立的，而不是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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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作人钱锺书争论的焦点.....................................9
1、言志载道论........................................................... 9
1.1 不同的“诗言志”、“文载道”................................. 9
1.2 言志、载道的关系 ..............................................11
1.3 中西视野融合下的文学循环论 .........................12
2、八股文两面观 ....................................................14
2.1 八股文的源流、功过 ..........................................14
2.2 中西视野中的洋八股 ..........................................16
2.3 传统与民间视野的交锋........................................18
3、公安竟陵派.............................................................. 18
3.1 公安竟陵派之承上启下........................................18
3.2 公安竟陵二者关系 ............................................. 21
3.3 截流与承接的分歧 .............................................. 22
4、晚清“影响的焦虑”............................................... 23
4.1 林纾的翻译与思想 .............................................. 23
4.2 对黄、严、王的不同论述 .................................. 27
4.3 继承与反叛的焦虑 ............................................... 28
三、周作人钱锺书文学观的碰撞..................................31
1、“文学”的内涵..........................................................31
2、文学的变迁.............................................................33
2.1 截流、循环的文学变迁观 ................................... 33
2.2 融会古今中外的两难境地 ................................... 34
2.3 “一线绵延”的文学变迁观...................................37
2.4“打通”古今中外的化境........................................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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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作人钱锺书文学观的碰撞
1、“文学”的内涵
周作人、钱锺书在这场未正面交手的“持久战”中，对于言志载道、八股文、公安竟陵派以及晚清学人的不同评价和观点、态度，体现了二人对于文体、文学派别等诸多文学问题的相异观念，即文学观的碰撞。同时，不同的文学观、文学变迁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两人争论中的异同。正如钱基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所言，“治文学史，不可不知何谓文学，而欲知何谓文学，不可不先知何谓文”。
因此，要比较周作人呢、钱锺书的文学，那么得先分析其对“文学”内涵的不同观点。周作人、钱锺书文学观的不同，首先在于二者对于“文学”一词的定义的不同。20世纪20、30年代，文学的定义成为学界热议话题，谢无量、顾实等学者都在其文学史著作中对文学进行了定义。这些学者对于文学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历来学界都没有给文学一个统一的定义。而在周作人、钱锺书对于“文学”一词涵义的理解也是不同。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之前，周作人对于什么是文学在《思想革命》、《新文学的要求》、《个性的文学》、《文艺的讨论》等中就已有所思考。当时学界一些人所说的“文学”是指“美”的作品，周作人并不赞同。周作人不认为文学是抽象的美或者善，“唯美的”这名词并不能概括文艺的要义。那么，周作人心中的“文学”是什么呢？由于周作人深知要给文学下一个确定的含义，是很难的，因此，新文学运动早期，周作人只有《文艺的统一》、《思想革命》的散论。直至《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对文学才有系统的论述，这也是周作人一生当中较为系统论述文学的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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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当下中国文学环境比“五四”新文学时期更为开放，各种学术思想、学说竞相涌入，中国学术思潮处于急剧变化中，可谓“日新月异”，令人目接不暇。面对如此情景，当今中国一些学者深有“传统”消亡的恐惧感，于是大力提倡国学，引起了一股国学热。又有一些人则趋向另一个极端，将中国传统完全弃之不顾，完全拜倒在西学的“石榴裙下”。而周作人、钱锺书在这场没有正面交手的“持久战”中，所表现了二者不同的文学、文学变迁观、融化中西古今之法对当下文学仍旧有借鉴作用。
周作人、钱锺书通过焦点问题的争论，所体现的文学的内质是真、诚与否；文学如何变迁、中西融化等问题，不仅仅是至今仍旧存在争议的话题，而且也是关系文学史如何建构的主要因素。由于现代以来学界所讨论的“文学史”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之物，它是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的产物，“主要得益于‘科学’精神、‘进化’观念以及‘系统’方法的引进”。
当然，钱锺书也明白理想的“化”是不太可能的。在将一国文字译为另一国文字的翻译过程中，由于“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
因而译文总有“走样失真”，“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的“讹”就是在所难免的了。既然完全的“化”是不太可能，那么我们只能追求最大限度的“化”。钱锺书追求的是“水中盐味”，“譬若啖鱼肉，正当融为津液，使异物与我同体，生肌补气，殊功合效”之效。
这就需要高水平的“化”，所谓的“化”，就是求中西文化之“同”，对异质部分则取西方之精华悄悄输入，渐进融合，以致于达到融合得了无痕迹。
那么，在古今中外的大背景下，对“文学”的内涵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到文学史家在其文学史中选取作家作品的标准；文学变迁观念更是关乎整个文学史的构架。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