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坛上的忘年之交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读一读契诃夫80年代中期创作的小说,就会发现,代写论文其中保留着不少接受托尔斯泰思想影响的痕迹。发表于1886年的《好人》是一篇讨论“勿抗恶”的小说。兄妹二人发生争论,妹妹薇拉认为:“我们在对恶进行斗争的时候没有权利使用武力,而该用同武力相反的东西,举例来说,如果你希望这张画不被人偷去,那就不要藏起来,而要交出去。”④她又说:“由别人施于我本人的恶,我没有任何理由反抗。有人要杀我吗?那就请便。杀人者不会因为我自卫而变得好起来。”⑤在薇拉振振有词的辩论中,哥哥符拉基米尔的回答显得苍白无力。从此以后,薇拉拒绝仆人服侍她,并亲自打扫房间,亲自洗衣服、倒垃圾,最后她走出家庭,到某省去参加种牛痘的工作去了。她要用实际行动来实践福音书里的那些教义,永远做好人,做好事。这篇小说涉及到关于“勿抗恶”的两种意见,而从小说结局来看,坚持“不以暴力抗恶”的女主人公薇拉显然是胜利者。因此,小说对托尔斯泰思想的倾向性也就不难看出了。
《好人》发表后的第二年,契诃夫又连续发表了《乞丐》《、邂逅》《、哥萨克》等几篇表达托尔斯泰思想的小说。《乞丐》写一个律师遇到一个告帮的乞丐,经仔细追问,才知道这个乞丐原本在合唱队工作,后因酗酒而被开除,从此他就靠编造谎言行乞来骗取人们的同情。他说:“不说谎不行啊!我一说真话,谁也不给我钱,我就会饿死,我有什么办法呢?”律师对他说:“干活就是办法,您得干活。”于是律师让他定期到家里来劈柴,给他工钱,让他靠劳动自食其力,然后又给乞丐找了一份抄写工作。两个月后律师遇到了乞丐,乞丐告诉他现在为一个公证人工作,生活有了保障。律师为自己把一个人扶上正道而高兴。可是让律师意想不到的是,乞丐对他说:“我当然应该感谢您,您让我跳出那个陷坑。然而我更应该感谢您的厨娘,因为是她真正地救了我。”原来,乞丐在律师家劈柴的那段日子里,由于懒惰成性,自己并没有劈柴,所有的柴都是厨娘帮他劈的。起先厨娘骂他,后来用行动感化他。“我只知道我听到她的话,看到她的高尚行动,我的灵魂就起了变化,她把我挽救过来了,这是我永世也忘不了的。”⑥这是一篇道德感化小说。律师的训诫使乞丐逐步走上正道,而厨娘的高尚行为使他真正获得新生。道德感化使浪子回头,使乞丐变成了新人。《哥萨克》描写农民马克辛和他的妻子在教堂参加复活节圣礼,得到一个大圆面包。他们在回家的途中遇到一个生病的哥萨克,哥萨克又饿又渴,向他们讨一点面包。
马克辛想把圣餐面包分一部分给他,但遭到了妻子的坚决反对,理由是受过圣礼的面包不能随便分开。于是他们继续赶路。马克辛一路上闷闷不乐,他老惦记着那个生病的哥萨克,后悔没有给他面包,回到家里,他不断地对妻子说:“我们没有给那个哥萨克开斋,这不好,我可怜那个哥萨克,他比乞丐和孤儿都不如,流落在路上,离家很远,又有病。”⑦深夜,他派人带了面包和鸡蛋去寻找那个哥萨克,但已经没有踪影。从此,哥萨克就盘据在他的脑海里,他老是说:“我们不该亏待那个人!”亏待哥萨克成为马克辛良心上的重负,他觉得对上帝有罪,翻来复去地忏悔。犯罪感和赎罪意识折磨得他不能安宁,甚至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沉重的宗教枷锁最终毁了他的生活,也毁了他的家庭。以上这两篇小说,一篇讲道德感化,一篇讲忏悔赎罪,可以说是充满了“托尔斯泰主义”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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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索者的思想分歧
契诃夫与托尔斯泰的第一次见面是富有戏剧性的。1895年8月8日上午,契诃夫乘车来到“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就在庄园通往乡间的大道上遇到了穿着农民服装的托尔斯泰。原来他刚刚下田干活,累得一身汗,正准备到河里去洗澡。他见到契诃夫就像老相识一样,建议契诃夫陪他一起去洗澡。契诃夫一开始很拘谨,但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无拘无束的场面。于是两个人脱了衣服走下河里,一边趟水,一边展开了热烈的交谈。这两位早已十分了解和熟悉的忘年之交,在以后一天半的时间里尽情地谈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双方都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一个月后,托尔斯泰在给儿子的信中谈到契诃夫:“这个人才华横溢,心地善良,但他至今似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人生观。”而契诃夫在谈到这次会见的感想时说:“当你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谈话时,你会感到完全受他支配。我从未遇到过比他更有吸引力,也就是说各方面比他更出色的人。
他几乎是一位完美无缺的人。”在此后的近十年时间里,契诃夫与托尔斯泰又多次在莫斯科和克里米亚会面。特别是1901年至1902年,契诃夫已移居克里米亚的雅尔塔,托尔斯泰也因身体不适住到雅尔塔附近的加斯普拉庄园,和契诃夫成了近邻。契诃夫不放心托尔斯泰的身体,只要有空,天气又好,他就经常去看望托尔斯泰。一见面两位作家就谈文学、谈哲学,经常是托尔斯泰滔滔不绝地发表议论,契诃夫坐在一边洗耳恭听,有时也会发生争论,但不会过分激烈,因为契诃夫是一个善于克制情感的人。二人的交住一直持续到1902年3月,托尔斯泰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平心而论,契诃夫与托尔斯泰是两位个性和世界观完全不同的作家。高尔基说过,托尔斯泰热情奔放、粗犷、自负,而契诃夫笨拙、谦让、腼腆。托尔斯泰很少当面赞扬契诃夫,总是批评多于表扬。有一次在雅尔塔会面时,托尔斯泰毫不客气地对契诃夫说:“你笔下的那些主人公,你想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呢?他们躺在沙发上,呆在堆放杂物的房间里,这样来来去去。”～λ后来,契诃夫对布宁说:“我最钦佩的是托尔斯泰对我们这些作家的蔑视,不仅是蔑视,他认为我们全是些微不足道的人,是些孩子。”契诃夫的这段话,实际上暗示了托尔斯泰对契诃夫的不理解,或者说表明了他们在世界观和思想上有着明显的分歧。托尔斯泰的儿子谢尔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有一个印象,即我的父亲很想接近契诃夫,很想把他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但是,他感到一种无声的抗拒,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阻碍着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 这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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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永远的精神导师
尽管契诃夫不喜欢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托尔斯泰,但他却无限崇拜作为艺术家的托尔斯泰。特别是对托尔斯泰小说的“周密细致”,托尔斯泰的“表达方式”以及托氏小说的“独特魅力”,他是心悦诚服,甚至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1898年他在给友人信中说:“在我的一生中,我对任何一个人的尊敬,可以毫无保留地说,都不及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尊敬那样深刻。”俄国白银时代著名思想家列夫·舍斯托夫认为,托尔斯泰晚年的作品对契诃夫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他说:“假如没有《伊凡·伊里奇之死》,就不会有什么《没意思的故事》和《伊凡诺夫》,更不会有契诃夫的许多其他精彩作品。”契诃夫的《没意思的故事》发表于1889年,从题材到写作方法和《伊凡·伊里奇》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从《没意思的故事》开始,契诃夫的小说变得既简练又丰满了。特别明显的是,后期的契诃夫小说大大加强了具有浓郁抒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显现出独特的抒情风格。另外,托尔斯泰小说的政论色彩也影响了契诃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