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孔子的“为政”思想,可以诠释为以爱人为管理的实质,以明确职责范围为管理的基本原则,以道德教化为主要管理手段,以举用贤才为人事管理的主要内容的管理思想体系。
关键词:孔子;管理思想;现代意义第一代写网代写
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儒学的开创者,其创立儒学的主旨就在于通过恢复周礼来重建社会秩序,因此,在凝聚了孔子主要思想的《论语》中,我们常常可以读到他对于“为政”的议论。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论语》首先是一部教人“为政”的书。
孔子的“政”,是指政治、政事,“为政”指的是执掌政事,它包括社会、行政、人事管理,核心是处理协调各种人际关系。今天,我们撇开孔子所欲建立的有着严格等级差别的社会秩序这一理想,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诠释他的“为政”思想,可以发现,其以爱人为管理的实质,以明确职责范围为管理的基本原则,以道德教化为主要管理手段,以举用贤才为人事管理的主要内容的管理思想体系,蕴含着丰富的现代睿智,足以成为当今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思想资源。
一、以人为本,施人以爱:管理的实质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管理。从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管理就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而协调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的活动。在管理的过程中,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
在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中,把管理主要看作是对物、对事的管理,而把人当作实现目的的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传统管理思想的这一弊端已暴露无遗。现代管理思想已开始注意到人的情感需要、精神满足对人的行为的巨大影响,因而,管理的实质过程已变成通过满足人的多层次需要而激励人的过程,也就是以人为本,施人以爱。关于这一点,我们恰好可以从孔子的“仁者爱人”的思想中发现其对管理实质的理解。“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
孔子以“爱人”来阐释“仁”的含义。《论语•颜渊》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以爱人作为仁的基本规定主要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在处理人与物的关系时,应当重视人甚于重视物。这一点可从“伤人乎?不问马”的典故得到证明(《乡党》,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当马棚失火被焚毁时,孔子只关心人是否受伤,只字未提及马。在孔子那个时代,马是人的财富和地位的标志,马比奴隶重要得多,然而,孔子并没有把命运不如马的奴隶排除在被关心者之外,而是首先关心人的生命。二是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应当推己及人,像爱自己那样爱别人。这就是孔子“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里仁》),也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卫灵公》)。
虽然孔子的学说并不是直接从管理的角度着眼的,但他的构建社会和谐秩序的追求必然蕴含着对国家的治理,所以他的管理思想主要是从治理国家这一层面而言的。孔子认为,“为政”的实质,就是推行仁爱于天下,也就是说,统治者在管理整个国家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的仁爱之心推行开来,从最爱自己,最爱自己亲近的人这一点出发,推己及人,把别人当自己来爱,把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人当自己的亲戚来爱。“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如果在上位的人能够真诚地厚待自己的亲族,就会仁爱地对待老百姓,从而形成淳朴的民风。“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统治一个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国,只不过做到这些就够了:严肃谨慎讲信用,节约财用爱护老百姓,在适当的时候役使老百姓。可见,在孔子看来,不管是在处理人与物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关系时,都应该以人为本,施人以爱;作为一个管理者,如果不能施行仁爱,即使凭聪明才智得到了一定职位,也会失去它,“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卫灵公》)而如果在管理过程中能够施行仁爱,“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那不但可称之为仁者,而且可以称之为圣人,“何事于仁!必也圣乎”(《雍也》)。在孔子的心目中,圣人是比仁者更高尚、更完善的理想人格。
只有推行了仁爱,才能够达到长治久安,使老百姓人心归服,“近者悦,远者来”(《子路》)。这一点后被孟子系统化,阐述为建立在“不忍人之心”之上的仁政,成为二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理想统治形态。
二、明确职责范围:管理的基本原则
在众多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中,明确划分职责范围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管理学家麦克考勒把“恰当地划分每个人的职责范围”作为管理中首要的原则,“组织理论之父”韦伯的“科层制”则严格地把职责与权限等级化,规定每个人都只能在他的权责范围内行事。
孔子的治国理想是建立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虽然他的这种等级思想是我们应该摒弃的,但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他对这种秩序中各级行政人员的职责划分却不无可取之处。对于这一点,我们以往只注重批判他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认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一种明哲保身的“乡愿”式态度,是一种缺乏公共责任感的表现,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更是封建糟粕。孔子本人是不是一个缺乏公共责任感的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本文不用多说。事实上,笔者认为,孔子的这两个说法更多地是从现实操作的层面来说的,二者都是管理实践中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孔子认为,在“为政”中,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君,为臣,为父,为子都必须严格按照各自的标准,恪守各自的职责范围,如果做君的不能履行君主的职责,做臣的不能履行臣子的职责,做父亲的不能履行做父亲的职责,做儿子的不能履行做儿子的职责,整个国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那么,一个国家的秩序就不复存在。孔子特别强调高层管理者应该严格遵循自己的职责标准,譬如国君,他必须按照“君道”而行,才于名、于实都是真正的君。如果一个高层管理者能够达到他所从事职位的各项标准,就能实行有效的管理。“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三、道德教化:管理的主要手段
传统的管理理论主要强调用严格的制度和法规来控制人的行为,采取的是“硬管理”手段,而现代管理理论则注意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谐的人际关系,用道德,用情感去感化人、激励人。这些更符合人性的需要,能产生更高的效率,因而道德伦理等“软管理”手段越来越成为管理的主要手段。孔子的政治理论强调的是“德治”,就是以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为政以德能产生象众星拱卫北斗那样的凝聚力,因此他强调要以忠和孝等道德原则来维系国家和家庭。他的“为政以德”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统治者本身应该具有很高的道德素质,以道德的力量来感化民众。关于这一点,孔子提出了五项基本要求,也就是“五德”。“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这“五德”是一个管理者所必须具备的五种基本素质:修身要庄重,办事要勤敏,对待被管理者则要宽厚,守信用,施恩惠。其中,孔子尤为重视“信”。
《论语》中“信”字凡35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强调民众对管理者的信任。“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孔子认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甚至比粮食和军备更重要,可见,“信”在管理中的地位是何其特殊。
另一方面是强调管理者自身的信实,“信则民任焉”(《尧曰》)。管理者讲信用才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子张》)得到民众的信任之后才能役使人民,否则,民众便认为统治者在虐待自己,“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管理者如果不讲信用,那就毫无可取之处了。孔子除了对统治者提出“五德”的要求外,还有过其他描述,比如,“君子义以为上”(《阳货》),“君子义以为质”(《卫灵公》)等等。当管理者具备了高尚的道德品质之后,就会自然地对民众有巨大的影响力,孔子甚至用一个曾被认为是蔑视劳动人民的比喻来说明管理者道德的感化作用,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他形容德化的力量就象风吹草倒一样,可见其对道德影响力的推崇。这一点还可从他与弟子南宫适的一次对话中看出。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皋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宪问》)羿,传说是夏代有穷国的君主,以善于射箭而闻名。皋,传说是夏代的寒浞(寒浞杀羿后为君)之子,以善于水战而闻名。但是,这两人都不得善终。而夏禹和后稷(周代始祖)躬耕于田,反而得以君临天下。南宫适问这些历史人物成败的深层原因,孔子没有回答。因为南宫适所问,已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就是尚勇力武功不得善终,以德化人者终有天下。孔子对南宫适的赞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第二,统治的过程应该以礼为主,以刑为辅。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礼是仅次于仁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它是确定宗法社会等级秩序的整套规范系统,是整个社会得以整合的根基。孔子特别强调礼的规范作用,说:“克己复礼,则天下归仁焉。
”(《颜渊》)如果每个人都能按照礼的规范去行事,那么天下就达到了仁爱的境界。而在实行统治的过程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如果只以刑罚手段去统治人民,仅仅只能使民众免于犯罪而已;如果以道德去感化人民,以礼去规范人的行为,才能使百姓人心归服。这是因为有了廉耻之心就可以自觉地免于犯罪。他强调礼治,但也不是完全排斥刑治,适当的刑罚是必要的,“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孔子认为,统治的过程应该是一个以礼为规范的德化过程。第三,应该对被统治者实行道德教化。他和弟子有这样一段对话:“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孔子认为,在人民已经满足生存需要之后,就应该首先对民实行道德教化,“不教而杀谓虐”(《尧曰》)。
可见,他反对实行愚民政策,而愚民政策的实质是把民当作工具。以孔子的人道主义立场,他不仅主张在日常的社会生活里,要对民实行教化,即使是对用来参军作战的士兵,也要实行教化,“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如果让没经过教导训练的人民去作战,就等于是在抛弃他们。孔子这里所强调的教化,主要是指道德教化,即教导人民恪守礼义。
四、举用贤才:人事管理的主要内容
现代管理开始重视人的因素,因而人事管理,也就是当今的人力资源管理,已成为管理活动的核心。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企业或事业唯一真正的资源是人,管理就是充分开发人力资源,以做好工作。”而在对人进行的管理活动中,关键点在于选择合适的人去干合适的工作。这一点,在人力资源管理中被称之为个人与岗位相匹配,在孔子那里,他则把适合于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才称之为贤能之士,因而,他把“举贤才”作为人事管理的主要内容。孔子受西周以来“举贤任能”以兴国思想的影响,把“举贤才”作为管理国家的大事来对待。在他看来,吏治是否清明,直接关系到德治仁政能否实现,举荐人才是关系到民心稳定的大问题。因此,他要求“君王尊贤而容众”(《子张》),主张统治者注意选拔贤能之士来辅助政治,不能让邪恶的人从事管理工作。他告诫哀公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为政》)他又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颜渊》)把正直的人安排在邪恶的人之上,能迫使邪恶之人改邪归正。孔子把举用贤才作为执政者的一条重要管理措施。据《中庸》记载:“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在孔子看来,只有贤能之士执政,才能称职地履行管理国家和人民的职责,否则,即使有好的治国方略也因不得其人而不能实施。孔子之所以重视“举贤才”,除了称职这一点以外,还因为“文武之道,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子张》)也就是说,贤能的人能够从长远和整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不贤者”只关注个人私利,至多也只能注意到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对社会管理者来说,要使社会长治久安,就不能不从长远和整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关于如何选择贤才,孔子提出“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选择任用贤才是一件慎重的事情,要多方考察,认真了解。正确的做法是:“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除此之外,还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为政》),通过考察做事的动机,考察发展过程,考察内心的追求,把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至于如何使用贤才,孔子的回答首先是“器之”(《子路》)。选择了优秀人才,如果不善于使用,就跟没有找到人才一样,甚至会比没有找到人才更糟。因为,这会使所找到的人才感到失望、沮丧;还会使本来有意投效而尚未来到的人闻风气馁,以至于裹足不前。因此,孔子对使用人才提出了“器之”的原则。“器之”即因材任使,就像对器具一样,什么样的器具派什么样的用场。选拔人才自然是要选择最好的,但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如果对所要选拔的人,发现他有某些缺点,或者已经选拔并任用了却发现他有某些缺点,这时,孔子的处理原则是“无求备于一人”(《微子》),只要缺点不至于妨害他任职的基本条件,就应该予以选拔,予以信任,而不是弃之不顾或者加以罢黜。
五、现代意义
总之,孔子以“仁爱”为核心,对管理的原则、方法和内容都进行了阐述,由此建构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体系。虽然,这个体系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而不是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管理思想,加上历代统治者多把它用于国家政治的管理,没有也不可能联系现代工商企业管理的实际作出解释,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自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是,由于这个体系凝聚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价值,只要我们善于发扬,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仍然可以使之在现代继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孔子的仁爱管理思想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他希望统治者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能够由己及人由亲及疏地推行爱心,使整个社会管理活动成为一个爱意融融的过程。这一愿望,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虽然合理,但是显得有些奢侈。因为,虽然在管理理论上,已经开始重视人,但在实践中,在现代管理活动所涉及的各个领域,对人的精神、情感需要仍然重视得不够。我们都知道,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在商业组织内,利润最大化仍是进行管理的根本目的,数字、指标遮蔽了人的心灵与情感,只见利润不见人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笔者认为,孔子把推行仁爱作为管理的实质,使价值蕴含于手段本身,这对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严重背离,具有非常重要的纠偏作用。孔子的管理原则强调管理者应该严格遵循自己的职责标准,不同职位的人应按照该职位的标准行事。从今天的管理实践来说,我们应该抛开孔子所强调的那种身份等级制度,而从分工的角度而言,明确职责范围,各职位的人都严格按标准、按规范行事,这无疑是正确的。
尤其是,处于一定职位的领导者,不仅应该具备相应的才能,而且应该具备相应的品德,这样才能承担他职责范围之内的管理工作。孔子以道德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对于强调“法治”的今天,也并不是没有价值的。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强调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我们在建构法治社会的框架之时,同样要提高领导者的道德素质,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加强国民道德教育。而孔子举用贤才的人事管理思想,可以启发我们在管理中建立科学合理的人事制度。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知识含量高的人才已成为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要素,因而,如何选拔人才、使用人才已是管理工作中一个关键环节。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尽可能地吸引具有长远眼光和全局观念的贤者能者上升到领导岗位上来执行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1]夏长朴.尧舜其犹病诸———论孔孟的圣人论[A].孔孟荀之比较[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71-92.
[2]胡学军,刘巨钦,陈锡文.普通企业管理学[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4. 23.
[3]苏东水.管理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