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代写：摘 要： 本文是作者《管理价值论》的系列论文之一。作者在论述管理者人本思维的人性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并论证了管理者人本思维的价值追求问题。对人本及人本思维、经济活动的效率价值追求、精神活动的自由价值追求、政治活动的公平价值追求及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中管理者的价值追求定位作了理论上的界说和深入的论证。第一代写网代写
关键词： 人本思维,价值,公平,效率,自由
一.人本及人本思维释义
古往今来的答案形成了“斯菲克斯之谜”(即“人是什么”之谜):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政治动物、人是经济动物、人是文化符号动物;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性本恶、人性有三品;经济人、道德人、社会人、复杂人……这似乎是只有哲学家才会有兴趣的迷宫。但是,事物复杂的极限处往往便是最简单的答案处—
一个伟大的20世纪过去了,为了不忘却对这个世纪做出贡献的人,2000年全世界评选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人,马克思名列榜首,应该说这不是有意为之或某种巧合。马克思一生有两大贡献,其一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表面上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其实是透过历史研究人,或说通过人研究历史,因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人的理解被喻为“包含着历史,孕育着未来”,得到普遍性的认可。因此,我们有理由仍然把我们的理解和依托统一在马克思的对人的理解上。
现在我们来看马克思的最著名的一段话:“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就是人的本质,也是由这样的人所创造的人的历史的本质。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的本质,就是人根据自身发展着的、富有层次性的需要,去改造包括人自身在内的客观世界,来满足自己的这种需要。离开了这种需要和为了满足这种需要的创造,有关人的一切将无从谈起。马克思后来用一句话作了表述:“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
千万不要理解为我们又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说教。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理解与马克思的理解也是十分吻合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这几句话:“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还有什么样的理解比这更能使人信服地说明“人本”呢?综上所述,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而满足人的任何需要的任何活动都是具有“以人为本”性质的活动。
管理,是特定组织内资源配置的一种活动或过程。只要这种组织的目的和目标最终能满足人的需要,它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组织;与此相应,只要这种管理的过程和结果能满足人的需要,这种管理就是具有以人为本性质的管理。管理者的人本思维,就是要求管理者在思想深处理解、领会、把握这种理念,并提升到思维方式高度实际地贯穿在管理过程之中。
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古往今来,有多少管理就是忽略或偏离满足人的需求这种目的,实乃属于“非人本化”的思维和管理。其实,追寻所谓人本思维理念的提出,其本来就是针对那种不以人为本的思维、组织和管理过程而言的。它针对的是三种“非人本”的形态:一是以神为本。西方历史中“神”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及中国历史中某些“造神运动”的特殊时期,大到国家中到企业小到家庭的思维和管理都是以神为本;二是以事为本。古往今来,太多的组织与管理思维是以事为本,即完成事为目的,做事的目的与人何关并不自觉,所以成为“无用之事”;三是以物为本。在这样组织与管理中,物是目的,人是手段,物比人更重要。
这是人本思维作为一种管理理念、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提出的真实背景。它是伴随着人类文明与文化的进步,才明确地提出来并贯之以管理思维理念之中的。正因如此,人们才感悟到它是一种“新的”“先进的”理念。如果很早就做到了这一切,那新之何有,先进之何在?比较反思一下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前后,物质财富相对丰富前后,才会对“人本思维”有真切的、真实的体会。
管理者的人本思维决不是一个空洞的理念,它具体体现在人的价值追求上。所谓价值,从总体上说就是人的本质的实现。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即是人的需要。因而,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也就是人的需要的满足。可以说人类生活的价值就是人的需要的满足。价值的高低程度便取决于对于人类需要的满足状况;人类生活的基本价值便取决于对于人类基本需要的满足状态。管理者以人为本思维与人的需要状态的满足及其外化出来的活动相对应,有三种基本价值追求。
二、效率:经济活动领域的价值追求
首先看基于人类物质生活资料需要的人类价值是什么,或者说,人类为了满足物质生活资料需要的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价值追求是什么。经济活动的目的是满足人类对于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因而,在这一领域中的基本价值应当是一种最有利于满足人类物质生活资料需要的活动方式。那么,一种什么样的活动方式才是最有利于满足人类物质生活资料需要的活动方式呢?人类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并非现成地存在的,而是必须通过人类的生产活动方能转变成为可以满足其需要的物品。
因而,一种在投入同量活动条件下能够获得最大量的所需物品的活动方式即最有效率的活动方式是最有价值的。简言之,效率就是经济活动领域中的最为基本的价值追求,是支配着全部经济活动的基本目标原则。不仅如此,在经济活动中,效率如何还是任何一个经济活动单位,无论是一个企业、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关键度量。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从一个方面看就是效率提高的历史,是由具有较高效率的活动方式取代较低效率活动方式的历史。一种经济社会体制,如果它在效率上缺乏比较优势,则无论它还有其它种种优点,都将难以避免被更有效率的体制取代的命运。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多少民族迅速崛起,而又在不长的时间里衰败,其中的原因何在?最根本的一条便是它未能长久地保持效率上的比较优势,而将自己束缚在曾经带来了辉煌的往昔的活动方式之中。效率,这是一位最为无情的经济生活的统治者,她只钟爱那些朝气勃勃、富有创造力的青春少年,而弃已失去活力的昔日所倾心者如敝屣。难怪有人从心底里喊出了“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效率作为经济活动的最基本价值追求,本身又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从个体或小团体角度看的效率或“有价值”,另一则是从公共角度看的效率或“有价值”。这两个层面往往并不相同。诚然,许多经济活动方式无论从个体角度看还是从公共角度看都是有效率、有价值的,但也有许多经济活动方式只是从某一特定角度看才是有效率、有价值的。如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从个体或小团体角度看是有效率的,但从公共或社会角度看,则完全是负价值的,是降低整个社会效率的。因此,经济活动中的效率价值,必然是以整个社会的效率为最终标准的。在此意义上,可以将从个体角度看的效率视为一种一级价值,而将从公共角度看的效率视为一种二级价值。公共的价值就是对于个体或小团体之价值的一种规范、协调。
三、自由:精神活动领域的价值追求
精神文化活动的功能是为人生赋予意义,或者说,创造生活之意义,因而,精神文化活动中的基本价值追求必定是一种最有利于生活意义之创造的状态。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人的生活意义并非现成之物,而是通过精神文化活动创造出来的,这种创造就是在人类借助于语言符号的象征性活动而打开的可能性空间中构建起一个理想世界。这一理想世界应是一种最富有意义的、最值得追求的可能的世界。但精神文化活动如何才能在广阔的可能性空间中觅得这一最富有意义的世界呢?显然,只有当活动主体能无所限制地在这可能性空间之中寻求时,才最有可能找到他所欲找到的东西。
而这就是,只有主体处于一种自由状态(无限制即自由)时,才最有利于提供生活的意义,因而,自由也就构成了精神文化活动的最基本的价值追求。所谓自由其实也就是使主体的活动与理想世界所要建立于其中的可能性世界达到一种契合状态,从而使活动主体能够在尽可能广阔的可能世界中搜寻最为完美的理想世界。自由本身只意味着选择的可能,但这可能却构成了有意义生活的必要条件。人生存于这个世界上,虽然就其最一般的可能性而言,总是自由的,即总是可以作出选择的,但这种最一般的可能尚是一种抽象性,人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使其活动无法达到其所可能达到的可能性空间范围,从而造成人们往往只能在一个被进一步地限定了的更为狭小的可能性空间内搜寻其理想世界,这就不能不导向将许多更为美好的待选的可能性遮蔽起来的可能。因此,就人类精神文化活动的本质而言,它总是要求尽可能地取消各种限制,解放自身,在一种自由状态中活动。精神文化活动所受到的限制有内部与外部两种。外部限制导源于其他活动领域特定活动方式对于精神文化活动的规范,内部限制则是一种观念上的自我遮蔽。这两种限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呈现的特定方式,有其客观必然性,并非可以任意取消。因而,自由与限制之间的张力也就是人类所不得不永远面对的问题。
四、公平:政治活动领域的价值追求
政治活动的功能是生产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社会秩序,那么,这一活动领域中的最为基本的价值追求便只能是一种最有利于秩序形成的活动状态。所谓有秩序,无非就是各个社会成员安然地处在他所处在的位置上的状况。但一个人只有处在他所应该处在的位置,得到他所应得到的之时,才可能是安然的。而一个人所应该处在的位置和所应得到的,不外乎是为一个社会的客观上的条件所决定和为主观上的观念所认同的位置和状态。当一个人处在他所应当处在的位置上,得到他应得到的时,我们便称这种状态为一种公平状态。因而,最有利于秩序之生产的状态是一种公平状态,即公平构成了政治活动的最基本价值。依这里的规定,公平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内涵并非是确定不变的,而是随社会历史条件的变更和人们观念的变化而变化的。
公平与平等的关系须加以辨别。
无疑,平等是一种公平状态,而且任何公平状态总是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某种程度上或某方面的平等,不论其多么有限,但公平却并不一定能归结为平等。公平有着远大于平等的外延。被认为是公平的,往往并非是平等的。然而,平等却也并非仅仅是一种公平状态,而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公平状态,也就是说,平等乃是公平的极致,公平之极限。因此之故,虽然公平是每一个社会为了有序地存在都必须追求的,但并非每个社会都在追求平等,或者说,并非每一个社会都明确地将平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只是到了近代,随着以等价交换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的兴起,公平概念与平等概念之间才具有了等同之趋势。即,虽然一般而言,公平不等于平等,平等只是一种特定的公平,但在近代以来条件下,所谓公平也就是平等。就此点而言,近年来国内学界常将“公平”与“平等”混同使用,虽不甚妥但亦非全无根由。
公平还可以进一步从起点与结果两个方面去看。起点公平意味着在活动的起点上,每个人都处在他所应当处在的位置上,特别地说,在近代以来公平等价于平等的情形下,意味着每个人处在同等的活动条件下,拥有同样多的机会。而结果的公平则意味着,无论活动的起点和过程如何,在活动的结果中,每个人总是处在他所应当处在的位置上,特别地说,在近代以来的条件下,意味着每个人处在同等的状况中,享受同样多的活动成果。一般说来,起点的公平与结果的公平之间是一致的。
如果人们能做到起点的绝对等同,那么,其结果一般说来也将是等同的。但是,在事实上,人们并没有办法做到起点的完全等同,最多也只能做到某一方面的相对平等,因而,结果的不等同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无论如何,起点的公平或平等仍是最有利于结果的公平或平等的。或者说,尽管起点的公平或平等并不能保证结果的公平或平等,但起点的公平或平等却是能将结果的不公平或不平等降低到最低程度的。可以说,起点的公平虽非结果的公平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其必要条件,即在一定意义上,两种公平或平等是重合的。起点平等的结果,虽然往往并不导致结果的平等,但起点的不平等无疑却会导致更大的结果的不平等。因此,追求结果的公平或平等,必先实现起点的公平或平等,而后方能进一步实现结果的公平或平等。或者说,只有在实现了起点的公平的前提下,才谈得上进一步考虑结果的公平。当然,要达到结果的公平,还须采取其他的措施。
以上三种基本价值即效率、自由、公平,相应地决定了管理者“以人为本”的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人类生存的最高价值是幸福生活的话,那么,基本价值并不等于最高价值。基本价值只是保证人类达致生存完满化即幸福生活之必要条件,而并不能保证人们一定能由此达致幸福生活。这是因为,三种基本价值所指的都只是一种最有利于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的活动状态,而并非基本需要的满足自身。人的基本需要的最佳满足状态自身可视为人类生存的最高目标价值。这种最高价值相应于人的三种基本需要也有三种。对于物质生活资料的最佳满足状态应是一种契合状态,即人在消费中最充分地享受了物品的效用。
但高效率只能造成物质生活资料的富足,提供一种达于充分享受的外部条件,而并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能达到对物的充分享受。自由作为精神文化活动的基本价值,亦只是达到对于生活意义需求的满足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人类对于生活意义需求的最佳满足状态是一种人格圆满状态,一种终极理想状态。这种终极理想状态是人的精神文化创造,因而,自由作为一种活动状态能为创造活动提供最必要的条件,但却不能代替创造本身。
人类对于社会秩序需要的最佳满足状态应是一种人际间的完全和谐状态,公平作为政治活动的基本价值也只是达于人际和谐的必要条件,是一种基本保证。从社会角度看,最高价值只是理想的目标,而社会则是建立在现实可达到的基础上的,故基本价值对于把握社会存在的条件有着更为基础性的意义。五、定位: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中管理者的价值追求以上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的道理是,管理者要实现真正的“人本思维”,并不是一般地喊一喊人是怎样怎样的重要,而是要在真实的、具体的条件下和氛围中找准人性的基本状态,动态地制定适合于人性的管理战略。综合上述理论,我们可以进一步结合人性发展的历史,引进马克思关于人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学说,以确定我们中国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性的基本状况,以确定相应的价值追求。
根据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与个人的个性发展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把人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大社会形态或三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这是指前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人们作为生产者,或依附于家庭、部落等自然共同体,或依附于奴隶主和封建主。人身依附关系成为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领域的主要特征。第二人历史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这是指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才能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要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
在这一阶段上,由于商品、市场和交换关系的充分发展,个人成为相对独立的主体,生产者也作为自由雇用工人出现。但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人们虽然在形式上取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在实际上却受到物的统治和支配。第三个历史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阶段。这是指未来的共产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关系不再作为异已的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人们将在自觉、丰富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和全面发展,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
中国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强调的是人性的“社会性之维”,注重的是人的“社会秩序的需要”。这种管理战略是把人性定位在“第三阶段”。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基本定位是有问题的。正因如此,进入市场经济以来,人们强烈地感到了人性的变化。从整体上来说,人性的/基本状态是从那种虚幻的“第三阶段”向“第一阶段”回归。应当承认,多数人是真实地处于“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有少数的人正处于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之中。面对这样一种现实,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的管理者的思维却仍然可能继续停留在虚幻的“第三阶段”,出现“人本思维”与人性的真实状态的严重错位,进而导致了几近于虚幻性的价值追求。以上理论或观点,是我们从人性发展的整体状况上提出的“人本思维”的基本坐标及相应的价值追求,希望管理者保持清醒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