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范文-《论郭沫若、田汉和曹禺话剧中年轻女性形象的比较》
摘要：郭沫若，曹禺与田汉的话剧作品塑造了许多动人心旌的年轻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既异彩纷呈，又被作者高度心灵化了；既具有女性特征，又富有一定的英雄气质；既有作者的影子，又贯注着时代精神。本文通过对郭沫若、田汉和曹禺所创作话剧中的年轻女性形象进行比较，探讨三位作家在话剧中的所表达的思想内涵，深化我们对三位作家所处时代的认识，了解他们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文学地位，尤其是在话剧创作方面的贡献以及对后来者话剧创作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郭沫若；曹禺；田汉；话剧作品；年轻女性形象
郭沫若、田汉和曹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三位剧作家。他们一生创作了很多的话剧作品，其主要作品有：郭沫若的《卓文君》、《王昭君》、《唐棣之花》和《屈原》等等；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和《名优之死》等；曹禺的《雷雨》、《日出》和《北京人》等等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而这些剧作的女性形象，尤其是年轻女性形象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象。本文将针对三位作家话剧作品中所展现的女性人物，选取部分作品中年轻女性，结合时代背景和艺术创作主题来分析他们如何把女性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以及剧作中所体现出的作家个人的思想倾向，着重分析三位剧作家话剧作品中年轻女性形象的异同，从而探寻他们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
郭沫若共写过17个剧本（其中12部是历史剧）。翻开这些剧作,活跃在我们眼前的、拨动了我们心弦的主要人物,大多是栩栩如生、光彩夺目的巾帼英雄。卓文君冲破牢笼,投奔相如；王昭君无视王权,远嫁匈奴；聂杀身成仁,为聂政扬名；婵娟磊落刚强,代屈原饮鸩；如姬窃符救赵,为国捐躯；怀贞夫人深沉凛烈,拼死抗暴；阿盖公主刚柔相济,舍生取义；蔡文姬别子归汉,著书为民；武则天有胆有识,平叛兴邦；……她们尽管身份不同,风姿各异,但都赤诚英烈,肝胆照人。
卓文君和王昭君
玫瑰的可爱之处,在于它不仅知道自己需要尊严,而且懂得怎样争取和保护尊严。卓文君和王昭君的可贵之处,则在于她们在被命运愚弄之后能够觉醒过来,在个人生活的重大转折关头,敢于挺起胸膛来主宰自己的命运。
卓文君毅然决然违抗父命,冲出封建的高墙深院,投奔自己心爱的人儿司马相如。她的口蜜腹剑的公公程郑搬出封建人伦道德来教训她,她义正辞严地揭穿了他已有无数妻妾、还要如蝇逐膻的肮脏灵魂。她的恼羞成怒的父亲卓王孙抽出利剑逼她自杀,她却持剑在手,庄严宣告:“我如今是新生了,不怕你就咒我死,但我要朝生的路上走去!……这把宝剑,我就借用了,借用来作为我们开除荆棘的利器了!”[1]
王昭君更是胆壮气豪,她无视皇权圣旨,面斥“真龙天子”:“你为满足你的淫欲,你可以强索天下的良家女子来恣你的奸淫!你为保全你的宗室,你可以逼迫天下的良家子弟去填豺狼的欲壑!……狼没有你丑,你居住的宫廷比豺狼巢穴还要腥臭!啊,我是一刻不能忍耐了”[2],我要“到沙漠里去”!何等淋漓痛快啊!在觉醒了的女性的浩然正气面前,昔日环绕在“三从四德”、“君臣父子”周围的灵光圣彩无可奈何地黯然失色了。
郭老不仅描写了卓文君和王昭君的大胆反抗,而且揭示了她们叛逆性格形成的根源,从而更为广泛地暴露封建道德的罪恶,显示了妇女解放的必然性和迫切性。卓文君曾在其父威逼下嫁给素不相识且目不识丁的程家公子,婚后不久前夫死去,她便成了创伤斑斑的小寡妇。司马相如的琴音抹去了她挂在眼睑鬓角的眼泪,唤醒了她埋在心灵深处的爱情。爱和恨凝结在一起,渐渐孕育出反抗的火种。卓文君知道程郑对她早就存心不良,为前夫守节无异于葬身虎口。因此,当卓王孙逼她第二天重返程家时,她心中反叛的火种一下子爆发成熊熊烈焰,在侍女红箫帮助下,终于连夜冲出了樊笼。这个红箫刚强泼辣,她替文君穿针引线,出谋策划,同文君一起出逃,对文君叛逆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
王昭君是个不幸的下层女子,她自幼丧父,与母亲和义兄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她恨旧礼教,视受选入宫为奇耻大辱,拒不用重金贿赂画师以祈得皇帝恩泽。她更恨汉元帝,因为是汉元帝选她入宫,不仅逼她离开了生她长她的自由天地,还害得她义兄投河而溺,母亲也沦为老婢。还是汉元帝令她和亲远嫁,逼得她母亲疯癫致死。加上平时对皇帝兽行的目睹耳闻,更加深了她对王权的轻蔑和仇视。因此,当汉元帝为美色所动想留下她时,她义愤填膺,痛斥仇敌,昂然离开皇宫而远
嫁匈奴。她知道,到沙漠去,是她摆脱元帝压迫的一条生路。王昭君和卓文君的经历说明,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在戕害女性灵魂和肉体的同时,也造就了她们的叛逆性格。只有砸碎封建桎梏,才是妇女获得自由幸福的唯一出路。
卓文君和王昭君并非孤军作战。卓文君的侍女红箫是个壮烈的悲剧人物，鼓动文君出逃的是她,而招来卓王孙和程郑阻挡文君的却是她的情人秦二。她怒不可遏,刀劈奴性十足的叛徒,然后吻剑自尽,用一腔热血,向封建专制发出最强烈也是最后的控告。《王昭君》中画师毛延寿的女儿毛淑姬,在正义感促使下,为了挽救因其父作梗而即将被遣和亲的王昭君,勇敢地揭露了她父亲敲榨勒索的丑行。这两个小人物,一个体现了奴隶女儿的奋起,一个反映了富贵小姐的觉醒,说明妇女的解放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郭老写《卓文君》、《王昭君》时还是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两个主人公为争取个人自由在较小的范围里进行斗争,这正体现了妇女解放运动波涛初起时的某些特征,也多少反映了作家世界观上的某些局限性。而在抗战时期的六大悲剧中,我们看到的便别是一种境界:英雄们的命运与国家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妇女解放运动和整个社会的解放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
如姬和阿盖公主
一个半面虎符,引出两个人物:信陵君和如姬。如姬在史料中记载不多,而在郭老史剧中却大放异彩。她是魏王的宠妃,但却骂魏王为“暴戾者”,喻宫殿为“牢狱”,因为魏王只把她当作“垫脚的草鞋”,把老百姓当作会说话的牛马。她崇敬信陵君,不只是因为他替她报了杀父之仇,更重要的因为他是抗秦除恶、定国安民的英豪。她具有远见卓识,曾想率宫女从戎习兵以备不测,也曾以唇亡齿寒为例劝魏王出兵救赵,但都被魏王斥之为“牝鸡司晨,维家之索”[3]。她在魏王那里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忘记人生的价值。她把个人的痛苦咽在肚里,而让心灵中的正义之光尽可能多地放射出来,为人民生暖照亮。
调兵虎符是魏王的命根子。窃虎符意味着什么,如姬心里一清二楚。然而她还是果断地把它窃了出来,并巧妙地送到信陵君手里,因为她知道,不解邯郸之围,赵国便旦夕即亡,魏国必危在眉睫,暴秦会更加骄横,百姓要大遭祸殃。这是她一生中最严峻的一次选择。在个人和国家人民之间,她断然将生命献给后者,舍一人而为天下。当窃符事泄、魏王追捕她时,她又面临另一重大选择。投奔信陵君则生,不去则必死。她没有走唯一的生路。她并非不想生,而是怕别人发生误会,给信陵君的正义行为蒙上一层儿女私情的淫秽,她更不愿落在从不把她当人的魏王手里。于是,她从容地自尽了一生,她以勇敢的壮举显示了人生的崇高价值；死,她也要把人的尊严昭示给暴戾者。
在崇山峻岭,人们常常会碰到一些顽强的小草,它们生活在巨石之下,却不愿在压迫中死去,而是拼着性命,硬着头皮,曲扭着身子,挣扎着从巨石的裂缝中露出脑袋,吸吮着新鲜的空气,绽开了绚妍的花儿,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化为馨香,以乡食天下游客。这小草,教人为过去而惭愧,令人为未来而发奋。如姬就是这样的一棵小草。
与如姬相反,《孔雀胆》中元朝云南首长蒙古人梁王的女儿阿盖公主的爱情生活却是十分美满的。阿盖公主纯真善良,刚柔相济,汉人大理总管段功勇敢忠诚,公正无私,他俩的结合象征着民族友好。谁知好景不长,梁王听信野心家车力特穆尔的诬陷而逼令阿盖公主用孔雀胆酒毒死段功,使她陷入父与夫的尖锐冲突之中。而在这种冲突的背后,则交织着民族团结和民族分裂、善与恶的冲突。阿盖公主坚定地站在段功一边,并盼望梁王早日觉醒,除掉奸贼。可是野心家却赶在他们前面下了毒手。段功的一腔碧血,浇开了阿盖公主植根于善良心田中的英烈之花,她的性格发生了重大变化。她于混乱之中首先巧送段功子女脱险出逃,并吩咐他们回大理兴义兵为父报仇,这表现了她的深谋远虑。设巧计诱使车力特穆尔道出他的全部阴谋,从而使梁王大白真相,并协助杨渊海除了恶魔,为段功申了冤,报了仇,这显示了她的机智果敢。饮毒酒而为丈夫殉死,反映了她对爱情的忠贞。临终时的最末一句话,则表现了她对光明的追求和祝愿:“一切都过去了,让明天晴早呈现出一片干净的世界。”
《虎符》和《孔雀胆》描写的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和斗争,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封建地主阶级不可遏止的没落趋势。如姬和阿盖公主都生活在上层社会里,都处于个人生活和国家大事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矛盾冲突之中。她们代表向善的进步的力量,同向恶的反动的势力进行斗争。如姬的个人生活是痛苦的,可是,她却在痛苦之中干出了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阿盖公主的爱情生活是甜蜜的,然而,她却为了维护民族团结而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和生命。宋人周敦颐曾高度赞赏
过荷花的精神和风姿,说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4]。如姬和阿盖公主不就是这样的荷花么!
毕业论文代写-聂荌、婵娟和怀贞夫人
这些女性虽无高贵的出身,却有高尚的心灵。她们身为布衣,心忧天下,为除暴虐,慷慨捐躯。与如姬和阿盖公主相比,她们的反封建斗争,带有更多的主动性和彻底性。
《棠棣之花》中的聂一出场就不同凡响。面对七雄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她热情鼓励兄弟聂政去做“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并引吭高歌,为兄弟壮行:“去吧,兄弟呀!我望你鲜红的血液,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5]这无疑也是她心灵的披露。聂政刺死了搞分裂搞投降的奸臣侠累并毁面自杀后,她为了传播兄弟的英雄精神,“使天下后世的人知道感奋”,“也使天下后世的暴君污吏知道儆戒”,明知去必死,偏要去认尸。这种凛然大义首先感动了酒家女春姑。过去,聂政曾以自己的英雄气概赢得了春姑的爱情,把她的心与正义事业紧紧拴在一起。而今,聂又激励她走上了为表彰英雄的精神而抛头洒血的道路。在临终前,春姑伏在聂政尸体上,对周围的群众表白了自己的心态:“假使这位英雄,从此以后便能流芳千古,成为我们中华男儿最好的榜样,那我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6]婵娟是郭老美学理想的化身。她是屈原的侍女,受屈原的感化,“知道了做人的责任”,立志把“生命献给祖国”。如果把屈原比作一座巍峨壮丽的高山,那么,婵娟便是那扎根在山顶上的傲霜凌雪的腊梅。高山供给它水分营养,它用自己的花为高山装点春色。婵娟嫉恶如仇,无所畏惧。屈原遭到陷害后,她当着楚王和张仪的面痛骂南后把天上的太阳射落了,“比天狗还要无情”。婵娟凛冽难犯,独立不移。南后将她打得皮开肉绽后投进死牢,子兰和宋玉来诱骗她,她只认准一条理,像屈原那样,“决不愿苟且偷生”。气得宋玉无可奈何地哀鸣道:“简直是比先生还要顽固。”婵娟舍生忘死,赤诚英烈。在东皇太一庙,她误饮用来毒杀屈原的毒酒,脸色渐变,全身痉挛。她仅有16岁就遇上了罪恶的死神,但却没有丝毫的悲伤。她原本是酷爱生活的,现在却突然要与世长辞了,然而她没有任何的留恋。她有的只是高兴，她对守护在旁的屈原说:“我把我这微弱的生命,代替了你这样可宝贵的存在。我真是多么地幸呵!……我真高兴!”[7]她粉碎了魔鬼的罪恶阴谋,实现了把生命献给祖国的志愿,她怎能不高兴呢？尽管历史上并无婵娟其人,然而在郭老的笔下,她却成了最感人的巾帼英烈之一。
婵娟微笑着牺牲,聂荌、春姑争着去献身,她们都纯洁、崇高而又锋芒毕露。在《高渐离》中,怀贞夫人则别具一格。她深沉、老练、善于随机应变而又万变不离其“为民除害”之宗。暴秦灭其国,杀其夫,她带着幼子埋名隐居于穷乡僻壤达10年之久,深藏不露,以待时机,这是其深沉之处。当突然陷入魔掌时,她便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她巧妙地把铅条藏于乐器“筑”中,积极配合高渐离寻机刺秦王。高渐离行刺未遂,她当然免不了被杀。面对仇敌,她镇定自若,从容斥敌,真是句句重过千钧,字字落地有声。她不愿放弃任何一个打击敌人的机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还巧施妙计,借秦始皇的刀,严惩了助纣为虐的夏无且。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关头,扭转乾坤的真正力量来自千百万默默无闻的庶民百姓。聂荌、春姑、婵娟和怀贞夫人等等出身卑贱的巾帼英烈,她们明确自己所肩负的责任,轻装上阵而无所顾忌,锋芒毕露而所向披靡,一往无前而九死不悔,充分显示了劳动妇女的巨大力量。历史绝不会重复,也绝不会全无相似之处。在抗战时期,卖国贼们看着聂政横扫邪恶的宝剑,听着屈原叱咤风云的呼号,能不心惊肉跳吗?一切爱国者,目睹了如姬、婵娟的忠肝义胆,能不奋起抗日吗?郭老说过:“悲剧的戏剧价值不是在单纯地使人悲,而是具体地激发起人们把悲愤情绪化而为力量,以拥护方生的成分,而抗斗将死的成分。”[8]他的六大悲剧,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立了大功的。解放后,郭老又站在新的角度,写了《蔡文姬》、《武则天》两个历史剧,热情讴歌才华横溢的杰出女性,激励人们为建设社会主义添砖添瓦。